从疫情防控看基层应急治理能力建设的问题与对策4篇从疫情防控看基层应急治理能力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疫情防控中基层治理存在的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城乡基层社区作为衔接国家与社会的治理系统，被迅速动员起来，成为疫情防控的第一线。但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从疫情防控看基层应急治理能力建设的问题与对策4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从疫情防控看基层应急治理能力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防控中 基层治理 存在 的 问题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城乡基层社区作为衔接国家与社会的治理系统，被迅速动员起来，成为疫情防控的第一线。但同时，“疫情是一面镜子”，反映出疫情防控中基层治理体系运行的短板和不足。
☆ 法治精神和思维未得到充分的遵从 为应对疫情风险，各地进入战时应急秩序，地方政府依法依规出台了封闭社区、隔离处置、物流管理等限制性政策，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与配合。然而，在执行过程中，个别地方 出 现 了 “ 去 隐 私 化 ”“ 方 法 极 端 化 ”“ 行 为 暴 力化”“扩大化”等违法管理现象。
客观地讲，疫情所造成的心理恐慌以及防疫要求的压力传导，使得基层更加偏向严格、严厉的属地管控措施；而危机时期，上级放宽了对基层执法自由裁量权的边界，加强社会对违规行为的管束力度，这赋予基层更多、更宽泛的行使执法权空间。但是，个别地方缺乏对法律和国家政令的必要敬畏，出于机械刚性、“一刀切”、简单粗暴的管理思维和行为方式，置基本法治精神于不顾，恣意妄为，采取地域歧视、过度限制通行、扣留物品、暴力管控等非理智的执法手段。
这些有损人格尊严保障、违背基本法治原则的执法行为，虽然出发点是保障应急状态下的疫情防控工作的顺利开展，但简单粗暴行为不仅影响到基层的政社关系，埋下社会矛盾的隐患，甚至可能会造成社会冲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依法治国制度，伤害了民众对基层治理法治精神的信任基础。
☆ 疫情防控暴露出基层治理的能力短板 基层治理位于国家治理“末梢”，是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然而，受限于基层的地位和现有体制设计，抗击疫情中的基层治理存在一系列制度缺陷，也暴露出基层治理能力短板，影响到基层治理的有效性。
首先，权责关系不对等，权责分立，降低了基层对复杂治理环境的回应能力。尽管行政系统运行倡导简政放权原则，但基层运转的基本情形是“事”与“权”的张力存在，表现为“有限权力，无限责任”“事权下沉，实权上移”，基层回应“一线”问题时被授权可动用的决定、执法、财政、资源、协调及考核权力十分有限，在发现问题与其解决问题的能力之间形成了缺口，影响反应和处置的快速性。同时，由于自下而上的信息传递系统狭窄，基层声音微弱，甚至有心无力，对来自一线问题性质识别、判定、裁决存在时滞性，使得本具属地信息优势的基层对复杂多变环境的适应和回应能力欠缺。
其次，社区居民服务供给能力不足。目前社区防疫系统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方式推动，在人力配置上主要依托社区工作者、干部下沉社区和社区党委、居委会动员党员志愿者的调集，其他治理主体参与协同治理并未得到有效跟进，社区社会组织亦没有充分发挥作用。这样情况下，面对来源多重、头绪繁多、压力繁重的工作任务，社区工作者千头万绪，精力分散，难以聚焦于服务功能。同时，社区工作的职业化水平与精细化管理能力不高，社区工作者难以获得物质激励与心理认同等，也是造成社区服务供给能力偏差的重要因素。
最后，依赖技术治理，技术工具使用表面化，忽视线下实质性社区互动及群众工作能力。技术工具需要服务于为居民分忧解决问题，有效动员、联系、组织居民，形成社区治理合力的目标，而非追求工具本身的目的。但是，一些社区技术工具使用的目标被置换，社区网格和数字平台仅限于上报数据和问题，满足于自身被考核要求的工作量，而不是运用社区人际网络，扎实地做好联系与服务群众的细微工作，构筑有韧性的社区自我管理和协同治理的平台，这使得基层治理偏离社区内涵式发展的轨道，造成基层工作脱实向虚，“内卷化”成为形式主义。
☆ 形式主义问题困扰基层治理
党和政府始终如一地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反思形式主义带来的危害。然而，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基层依然遭遇到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问题。最让基层工作人员头痛不已的恐属“表格抗疫”，统计、填写、上报“三板斧”。在征询信息过程中因要求的口径不同，致使相当多的数据重复填写，同一数据重复性填报问题较为严重；而个别基层干部理想信念淡漠，为规避矛盾，罔顾事实，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瞒报漏报，推诿责任，加剧了基层形式主义问题。
形式主义顽疾给基层带来沉重的压力，使基层偏离解决问题的工作重点，也让基层工作人员疲于奔命，苦不堪言。形式主义核心特点是隐匿性，更有甚者以遵循公共利益和遵守规章制度为名，“一刀切”，脱离实际；兴官僚做派，做表面文章；遇事推诿，政绩观扭曲；唯上而不唯实，等等。这不仅损害基层工作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真抓务实的价值导向，还逐步侵蚀着基层干部积极性、主动性与责任担当意识。
☆ 居民参与意识薄弱且自主治理能力没有得到充分释放 社区疫情防控基本上依靠行政动员模式推动，依赖于基层干部和社区工作者，这反过来衬托了社区自治秩序的无力，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精神、意愿和能力偏弱，参与治理的意识普遍不强。在现实中，我们看到，只有一部分社区党委、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积极行动，盘点社区居民实际困难，对接居民需求，发动社区志愿者，自谋方法获取稀缺物资，组织了较为有效的社区自救，而许多社区都少有实质性的社区防疫参与，仅是依循行政管理办法。
居民参与及自主治理意识不足，是基层长期没有突破的瓶颈问题。目前，社区治理处于比较严重的行政化状态，社区常常被作为基层治理的基本行政单元，居委会及社区工作者角色地位尴尬，从属于政府科层组织，其工作职责主要是承担科层组织下达和派发的工作事务，但同时其所获得的赋权和授权极为有限。这种社区治理的权力结构，使得 社区居
民自治组织角色转身困难，难以将主要精力投放到关注社区共同体的治理问题及其涉及的利益，运用创设议题、协商议事、社会组织创投、邻里互动等工具，组织居民参与社区自主治理等治理活动之中。不推动社区自主治理，就无法摆脱基层治理中居民主体观念、个体责任与共同体规则意识淡薄，政府大包大揽、基层干部被质疑又无力应对的循环往复状态。
疫情防控常态下， 如何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检视疫情防控中基层治理暴露的主要问题，目的在于反思治理的得失，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认识国家治理制度设计对于基层治理改革的重要性。在后疫情时代，应通过进一步赋权、分权的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基层治理对社会需求的回应性，激发社区治理的自治活力，有效动员居民参与，增进居民主体性观念，全面提升我国基层治理的效能。
▲ 强化基层执法的法律底线意识与法治思维 反思疫情防控时期偏离法治轨道的执法现象及其产生机理，更加凸显国家治理加强法治建设，彰显法治思维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提升基层治理行政执法法治化水平，更是一项任重道远的艰巨任务。
一方面它要求基层执法者面对相对人遵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一视同仁的基本法律精神，遵从合法合规和正当程序的执法原则，不断增进执法行为的规范程度，提高基层执法的公正性。
另一方面它要求执法者建立基本权利观念的伦理排序。作为对行政相对人行为主体实施法律裁决的基层执法，其倚重倚轻的行为选择和对公正性的价值评判，实际上折射出执法者在多价值冲突中的伦理观念排序，反映出执法者在依法合规基础上把握执法合理性的能力，这涉及到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观念及其认知，包括隐私权利、人格尊严权利、免于歧视权利等价值的尊重，包括对行为基于善恶动机的判断，包括用人性化的方式处理纠纷问题。
▲ 平衡自上而下推动与自下而上创新的关系 疫情防控非常时期，主要依靠党和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决断、工作指导、任务分配、资源整合形成集中统一、快速有力的目标和行动。但同时，各地情势的差异化以及治理问题的独特性，又势必要求各地根据自身状况，选择适应自身需要的灵活性施策方案，以提高针对性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就必然要求经由授权和分权，增进自下而上的自主性创新能力。
对于基层治理而言，自下而上的创造性在于充分认同基层了解问题事实、掌握一线信息并拥有社会网络资源的优势；重在关注基层发现并提出的问题，倾听基层的倡议和建议，将重要问题吸纳到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之中。另外，还应自上而下地鼓励基层探索和实验，激发基层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主动性，容忍探索中非主观恶意的错误。只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治理协力，才能使基层治理“一刀切”、“形式主义”、被动作为甚至不作为等问题得以改观。
▲ 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破解基层治理 “ 条块矛盾 ” 及“ 碎片化 ” 问题 基层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最低层的属地管理组织，处于条与块管理的交汇点上，承担着条线下沉与属地所有的多重管理事务，由此产生责权分立以及诸多形式主义问题。克服基层治理的体制性矛盾，需要不断深化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和机制改革，更进一步合理配置行政组织的职能、权力、责任、资源，从制度上保证责权匹配相称。
一方面，通过大部制、“放管服”等简政放权改革，理顺并整合管理职能，在纵向层级上更加清晰基层治理的服务主责和履职边界，界定区县、街乡、社区的责任关系，逐步走向法定化的权责配置；另一方面，运用联动协同治理机制，应用大数据和“互联网+”的技术优势，整合治理资源，分享信息，建立跨部门、跨层级的协同治理渠道，避免基层治理的多头、重复管理的弊端，提高基层治理的效能。
▲ 以党建引领为支点，撬动并发展社区居民的自主治理
在党建引领下，运用社区得天独厚的社会关系网络，将社区多元的治理主体有效动员和组织起来，推动居民参与到社区问题解决和社区事务管理之中，防止社区高度“行政化”与“悬浮化”，增强社区自主管理的能力，是构建社区共同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基本方向与重大任务。
在治理模式上，一些社区探索出党建引领的治理模式，通过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与社区社会功能重建目标相互交织的路径，撬动、组织社区治理力量，推进社区协商共治机制的形成。在治理途径上，社区挖掘带动居民的积极分子资源，利用线上线下渠道征集、倾听意见，搭建需求表达和协商议事的平台，最终达成社区议事规则与居民公约，激活社区的自治能力。
▲ 改善基层工作人员的压力环境，释放多层次的激励措施 基层治理制度运行最终需要“人”的行动及其执行能力，缺失“人”的动力和责任感，都可能使制度“饮鸩止渴”。基层工作人员处于“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同时对民众诉求“有求必应”的工作场景之中。高强度工作压力、多维度考核要求、监督力度加强、职业发展进路狭窄等多重因素，既强化了基层工作人员竞争性，也造成了他们职业倦怠，如动力不足和枯竭感等等，影响队伍的稳定性和进取心。
因此，在加强责任约束、伦理教育的同时，党和政府也需要给予这支队伍多方面、多层次的关怀和激励，为其提供良好的从业环境。除资源下沉、福利改善和职业空间拓展，可采用的激励工具还包括：在法律范围内更多授权，鼓励基层针对现实问题的管理创新行为；建立有效容错机制，让基层工作人员敢干事、干成事；肯定、认同基层工作人员的付出，增进信任；以及增加基层工作人员在职培训的机会，等等。
篇二：从疫情防控看基层应急治理能力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农论坛 SANNONG LUNTAN疫情防控下农村基层治理的问题及对策研究管彤（太原科技大学，山西
太原
030024）摘 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一次考验，但在此次疫情大考中也暴露出了我国农村基层治理工作中存在部分村民过于重视个人利益、村干部缺乏为村民考虑的意识、农村制度体系不完善等不足。通过提升村民的大局意识、强化村干部的培训、完善农村制度体系等途径以期解决这些不足之处。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农村基层治理；治理体系1
疫情大考下农村基层治理所取得的成效1.1
坚持党和国家的领导，以党建引领基层防控治理2020年党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夯实乡村治理这个根基”“加强农村基层治理”“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作用” [2] ，做好农村基层治理工作对我国现阶段的发展十分重要。此次疫情防控工作初期正值春节，农村多为返乡务工人员，流动性大，无疑给疫情防控工作增添了难度。面对这一挑战，村级党组织坚持党和国家领导，实行党员负责制，各地党员挺身而出，主动承担责任、坚守岗位，筑起农村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各地基层党员在发挥带头作用的同时，认真宣传党的政策，使大部分村民能够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从目前疫情防控取得的成果来看，基层作为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已经经受住了一定的考验，充分表明我国的基层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2
坚持基层群众自治，以群防群控筑牢基层防线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每一个人都参与到疫情防控中，都是抗击疫情的战士。在基层党组织及党员干部的宣传下，大部分基层群众都能主动配合防疫人员，严格遵守国家政策，防疫思想以及政策要求通过村委会迅速地落实到农民群众中，使人员流动得到控制，避免了大规模的人员聚集和交叉感染。同时，基层依靠村委会、社会组织将医生以及志愿者等组织起来，使分散的力量得以集合，为疫情防控做出了贡献。这些都充分展现了我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优势，正是因为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指导下，我们才可以在此次疫情中做到人人参与，群防群控，共同抵抗疫情的侵袭。1.3
坚持科技支撑，以科技提升基层防控能力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面对庞大的人口，正确且快速的收集到往来人员信息对疫情防控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在疫情防控期间，每一个人在火车站、飞机场等人员来往密集的场所出入时都需要出示电子健康码和行程码，既帮助了普通群众方便快捷的验证了自己的行程，也提升了疫情查验工作的效率。同时，当外来人员到达居住地后，在隔离期间便可通过手机上报每日体温及所在地，隔离期满需要自由出入时，便可通过手机办理电子出入证，实现自由出入。在大数据和互联网的帮助下，我国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成功构建了“线上＋线下”的共同抗疫模式，充分发挥了信息共享的优势，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科技支撑，使疫情防控更加方便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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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下农村基层治理的问题分析2.1
部分村民过于重视个人利益随着当今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竞争性经济已经成为了当今社会的主流，因此，大多数人会更加注重自己的利益。疫情爆发初期，为了阻止新冠病毒的进一步传播，全国上下都实行了封闭管理。同样，很多村民也被迫封闭于自己家中，这时，就有部分村民觉得自己的活动受到了限制，日常生活也受到了影响，更有甚者认为自己并没有感染新冠病毒，出去也不会影响别人，就会不顾防疫禁令，想尽一切办法外出。比如：疫情爆发初期，德阳市的一名村民外出打麻将导致2人确诊，120名密切接触者被隔离，最终此人被判刑2年；高村乡王亚村4名村民绕开村口设置的交通管制点，私自外出，被当地派出所的值班干警当场抓获。这些例子不仅在疫情防控期间为大家敲响了警钟，同时也反映出当今社会中有一部分村民过于重视自己的利益，忽视集体利益。仅仅是在疫情期间遵守国家规定不外出这一件小事都无法做到，可想而知，当集体利益威胁到了他们的个人利益时，他们便只会在乎自己的利益，忽视集体利益，如果达不到他们的要求，便会不服从集体的决定，这些做法无疑会给农村基层干部的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从而就会阻碍国家政策在农村的落实，在一定程 作者简介：管彤（1997- ），女，山西运城人，硕士研究生在读，太原科技大学，研究方向：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参考文献：[1] 邓振明. 绿色优质富硒大米栽培技术操作规程[J]. 北京农业，2012(9)：21.[2] 池青梅. 大田县富硒产业发展现状及建议[J]. 海峡学，2016(11)：69-70.[3] 罗昆,曹鹏,郑威,等. 发展富硒水稻产业 引领绿色健康消费——湖北省富硒水稻产业发展调研[J]. 湖北农业科学，2019，58(1)：22-24.（上接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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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三农论坛 SANNONG LUNTAN度上就会影响农村基层治理工作。做好农村基层治理工作不仅需要农村基层干部的付出，还需要村民的全力配合和支持，严重缺乏集体意识就会给农村基层治理工作带来不便，从而就会影响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2.2
部分村级干部缺乏为村民考虑的意识疫情爆发初期，我国为了阻止新冠肺炎病毒大规模爆发，全国都实施了封闭管理政策，但是有一些农村在实施封村的过程中却是通过挖土、用大卡车挡住进村要道等方式，这些方式虽然可以有效挡住村民进出，但当有突发情况发生时，则会给救援带来一些不便，严重则可能会危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在面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时，有些村级党组织的领导干部不能设身处地的为村民考虑，由于疫情的原因，许多村民被限制于家中，无法外出务工，经济状况上出现了一定的困难，于是，当复工复产时，大家都迫切的想要回到工作岗位上，但是，有些农村的领导干部不仅做不到急大家之所急，还以上级政策为由，在村民开具外出返岗的相关证明时对村民百般刁难。若村级干部缺乏为村民考虑的意识，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定会阻碍农村基层治理工作的发展。2.3 部分农村尚未形成完善的制度体系通过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可以看出目前仍有部分农村地区的制度体系尚不完善。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突然，属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着突发性和危害性两大特征，突发性决定了事件爆发突然，危害性又决定了事件的后果往往会比较严重，会对公民的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两个特性就决定了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需要决策者当机立断并及时采取一定措施。在疫情爆发初期，有些农村可以在上级命令下达之前采取封村措施来尽量降低疫情对公众的危害，而有些农村却在坐等上级下达命令，对待一些明显要做的工作无动于衷，比如：统计高风险地区返乡人数、隔离点的确定、体温计以及消毒物品的准备等。这些做法充分暴露出目前我国仍有部分农村地区缺乏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时的应变能力，没有制定相应的应急管理制度，从而使得农村的制度体系不够完善，不完善的农村制度体系所带来的后果可想而知，必然会给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的发展带来一定的阻碍和困难。3
推进农村基层治理工作的实践路径3.1
提升村民的大局意识，强化村民主人翁精神村民作为农村基层治理的主体，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农村基层治理工作的顺利发展，如果村民只关心个人和家庭利益，缺少大局意识和主人翁精神，就会阻碍农村基层治理工作的发展，因此，村级领导干部应该充分发挥其引领作用，使村民们主动参与到村级事务的治理工作中，强化村民的大局意识，培养村民的主人翁精神。首先，可以通过加强对村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培训来提升村民的大局意识，比如：村级领导干部可以经常给村民们讲述一下对于本村未来的发展规划以及相关的基层治理政策，使村民们意识到只有本村发展的更好才可以使自己的利益达到最大化，这样村民们就能够积极配合日常治理工作而不再只是一味在乎自己的利益。其次，还可以建立一定的利益激励制度，对主动参与到农村基层治理工作中的村民给予一定的奖励，以此来提高村民参与基层治理工作的积极性，只有他们参与到基层治理工作中来，才会树立起主人翁意识，认识到做好基层治理工作是需要人人参与的一件事情。最后，村级领导干部应该为村民树立起一个良好的榜样，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应该做到舍小家为大家，如果村级领导干部都只是一味在乎自己的利益，没有大局意识，那么村民也定不会树立起大局观。3.2
强化对农村干部的培训，提升服务群众意识村级领导干部作为上级政策的传达者，既要准确无误的向村民传达我党的政策要求，还要结合本村的具体情况在政策的基础上做出一些细微的改动，这就要求村级领导干部要有时时刻刻为农民群众考虑的意识，只有村级领导干部设身处地为村民考虑，才能做好农村基层治理工作。可以通过加强对村级领导干部的党内教育培训来提升他们服务广大农民群众的意识，党内教育培训必须定时且经常性的开展，同时，在教育培训过程中必须时刻强调村级领导干部服务人民的重要性，只有通过长时间的教育培训才可以使村级领导干部厚植人民情怀，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多为广大农民群众考虑。3.3
完善农村制度体系，提升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通过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可以看出部分农村地区的制度体系不完善，缺乏应急制度，为了提升我国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则必须完善农村制度体系，健全农村应急管理制度。首先，基本物资的供应需充足。在平时日常生活中，乡村干部应该选取一个地点作为仓库，并在仓库中多储备一些消毒液以及医疗物资等物品以备不时之需，同时要保证仓库内物品不被损坏，灾害的发生一般都很突然，充足的物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村民的生命安全。其次，充分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科学技术掌握本村人员基本信息，能够在灾害降临时掌握本村的基本情况，为及时制定下一步决策做好充足的准备。最后，提升应急医疗救治能力，建立完备的应急医疗救治机构。比如：在农村的卫生所建立一支紧急医疗救援队伍，同时，与临近医疗机构构建出一个跨区域合作救治体系，做到互帮互助，共同合作。参考文献：[1] 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N].新华社，2020-02-14.[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3] 沈筱芳.党的领导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17.[4] 祝传佳.新中国成立七十年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变迁研究[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9,21(10):19-22.[5] 贺雪峰.给村干部一定的自主权——防范农村基层治理的“内卷化”危机[J].人民论坛，2019(3):54-55.[6] 饶静.当前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面临的问题与挑战[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22）：64-71.[7] 沈费伟.智慧治理:“互联网+”时代的政府治理变革新模式[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9(4):10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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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从疫情防控看基层应急治理能力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下乡村基层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思考
当前，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我国乡村基层治理面临的主要法治问题为：农民公共卫生法治意识不强，乡村基层公共卫生法治人才不足，乡村基层公共卫生执法存在困难。为此，应采取以下破解之策：加大公共卫生法律法规宣传力度，营造乡村基层治理浓郁法治氛围;加强机构建设，夯实乡村基层治理法治化人力基础和组织保障;加大对乡村危害疫情防控行为的执法力度。
今年春节，当人们还沉浸在欢度佳节的喜悦之中时，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冠状病毒已经迅速侵袭了我国大部地区，农历大年初一，随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研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会议的召开，全国拉开了全面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序幕。作为公共卫生问题出
现的新型冠状病毒，毫无声息的出现在人类对于自身掌控自然和社会信心爆棚的今天，是对人类的一次“当头喝棒”，使我们避之不及。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肆意横行不仅严重影响了广大民众的生产生活，而且给患者带来了生理上的痛苦和极大的心理压力。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疫情当前，如何提升我国乡村基层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保障农村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使乡村基层治理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稳步向前发展，成为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的时代课题。
一、疫情下我国乡村基层治理面临的主要法治问题剖析
为了获得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关于乡村公共卫生法治现状的实证资料，笔者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网络等途径对自己远在 XX 省 XX 市 XX 县 XX 镇的家乡的几个行政村的 69 个村民进行了问卷调查，所调查对象的年龄、性别、从业状况、生活经历、受教育程度等各种情况分布都较为合理，所得到的各项调查数据应该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出当地农村的公共卫生法治状况。
1. 农民公共卫生法治意识不强
自古以来农村地区就是熟人社会，“讲人情”的思想在广大农村地区普遍存在。农村村民世代毗邻而居，并且其中
还穿插着错综复杂的血缘、姻亲关系，彼此之间具有非常深厚的感情。虽然由于当前随着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接受了城市文明的洗礼，传统的乡村社会模式受到不小的冲击，然而，在广大农村地区依然固守着自己农村家园的老一辈村民的思想观念里，互帮互助、礼尚往来、注重人情等传统习俗依然根深蒂固。这种状况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农民群众公共卫生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淡薄，即便明知亲戚邻居得了传染病，为了彼此之间的情谊也要前往看望，而且不做任何的防护措施，以表明对生病的亲戚朋友的不离不弃。更很少主动接受公共卫生法律知识的灌输和熏陶，很多农民不清楚自己享有哪些公共卫生合法权益，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哪些公共卫生法定义务。其根源在于农民公共卫生法律意识的淡薄以及公共卫生法律知识的贫乏和无知。在网络问卷调查中，仅有不到百分之十八的村民了解一些有关传染病防治、野生动物保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的法律法规。
2. 乡村基层公共卫生法治人才不足
当前，农村基层法治队伍存在着整体水平不高、干部队伍老龄化严重、缺乏年轻干部、工作人员积极性和能力素质不足等问题，很多地方乡镇司法所都只是二人所，且工作人员老化、后继乏人，工作力量明显不足。村民理事会、人民调解委员会、法务工作站等村级组织都缺乏专职法律人员，
工作人员大多是由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及农村志愿者等兼任，因缺乏系统、专业的法律知识学习从而导致提供的法律服务良莠不齐，质量无法保证。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差别的存在，使众多的高校法律毕业生在选择就业时不愿加入到农村基层法治工作队伍中来，从而导致乡村基层法律人才普遍缺乏，进一步拉低了乡村基层治理的法治化水平。
3. 乡村基层公共卫生执法存在困难
一方面，部分农村基层干部公共卫生法律知识学习不到位，公共卫生法律知识欠缺，当前疫情下，暴露出其依法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不高。另一方面，乡村基层公共卫生执法较难，主要反映在受长期以来形成的“法不责众”错误思想的影响，觉得大家都这样自己便也不以为然。在极少数地方暴力抗法的现象甚至时有发生，公共卫生行政执法难以顺利落实，良好的法律规范在广大农村地区根本就没有通过公平有效的执法行为得到有效实施，从而大大降低了法律的权威性。
二、疫情下我国乡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破解之策
疫情当前，我们要充分发挥法治在乡村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成功地打一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阻击战。
1. 加大公共卫生法律法规宣传力度，营造乡村基层治理
浓郁法治氛围
作为推动乡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保障性工作，当前农村公共卫生法治宣传教育应当突破原有的方法和模式，创新性地开展公共卫生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为乡村基层治理营造浓厚的公共卫生法治氛围。一方面，深入开展乡村公共卫生普法工作。在普法方面，过去我国大多数地方存在着宪法、刑法、民法等一般性普法非常多，而像传染病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法等公共卫生方面的普法是少之又少。迅速打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阻击战，需深入开展乡村公共卫生普法工作，利用广播、电视、网络、微信、微博、抖音等形式，切实把公共卫生法律知识交给农民，让广大农民群众逐步了解到自己享有哪些公共卫生法律权利以及应当履行哪些公共卫生法定义务、疫情防控中哪些行为是违法、哪些行为是犯罪等公共卫生法学知识，逐渐养成自觉尊法、积极学法、认真守法、随时用法的法治思维和理念。当前疫情下，我们要重点普及公共卫生法律法规知识，以案说法，让广大村民在耳濡目染中不断增强公共卫生法治观念和意识。
2. 加强机构建设，夯实乡村基层治理法治化人力基础和组织保障
乡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必须加强机构建设，提供坚实的人
力基础和组织保障，造就一批素质过硬的基层公共卫生法治工作队伍。首先，加强基层公共卫生法治机构建设，提升乡村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建立健全乡镇公共卫生法治网络平台，加大基层人力、财力和物力向乡村基层公共卫生法治机构的倾斜。激励广大乡村法律服务工作者积极努力工作，为农村农业农民提供及时的公共卫生法律服务。其次，培育发展农村基层公共卫生组织，为乡村基层公共卫生治理法治化提供组织保障。农村基层公共卫生组织成员主要由农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妇女代表会、村民小组等基层组织人员所组成，他们虽然原来各自具有不同的工作范圍，但由于他们自身所具有的大多来自于农民的一员的天然身份优势，容易与广大村民打成一片，所以可以为公共卫生法律法规在农村地区的有效贯彻落实提供一个合适的载体。
3. 加大对乡村危害疫情防控行为的执法力度
疫情就是命令，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非常时期更要严格执法。乡村公共卫生执法机关应当严格执法，不能执法不作为、少作为、慢作为。严格执行传染病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防疫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法规，加大对暴力伤害医务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严厉查处各类哄抬口罩、医用酒精、消毒液等防疫用品和米、面、蔬菜等民生商品价格的违法犯罪行为，保障
广大农村地区在疫情防控期间安定有序。对于不依法履行职责的人员要进行严格问责。同时，要在法律法规框架内严格公共卫生执法，切实把握好执法的力度和尺度，心无旁骛地将法治作为解决疫情下乡村基层治理问题的压舱石、定盘星。切实防止出现借疫情防控之名、行违法犯罪之实的卑鄙恶劣行径，确保疫情防控工作运行在法治的轨道上，最大限度地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控制疫情的蔓延，打一场漂亮的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阻击战。
痛定思痛，谁也无法预言，未来还会有下一位全新的病毒降临在我们地球上吗？但只要我们认真反省，找出隐患的根源，在法治的轨道上加强乡村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就能最大限度地降低下一次隐患发生的风险。
篇四：从疫情防控看基层应急治理能力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21 年 6 月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Jun．2021第 3 期 总第178 期 Journal of Shandong Academy of Governance No．3 Ser．No．178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基层社区应急治理能力建设研究房 建(中共宿州市委党校 理论研究室，安徽 宿州 234000)〔摘 要〕基层社区应急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理论研析，丰富基层社区治理理论的相关内容，弥补过去对基层社区治理能力建设方面研究的不足;通过实践研判，助力守牢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社区防线，抓好后疫情时代下防控常态化工作。就疫情防控中基层社区应急紧迫性与依法治理能力、应急主体单一性与协同治理能力、应急赋权不足性与风险治理能力、应急的压力性与精细治理能力以及应急组织性与专业治理能力之间的突出矛盾与问题进行分析。从构建党建引领的应急治理善治格局、完善权责一致的应急治理法治体系、建立专业系统的应急治理精治机制、激发人人参与的应急治理自治活力以及推进数字赋能的应急治理智治支撑五个方面，提出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基层社区应急治理能力建设的对策建议。〔关键词〕疫情防控;基层社区;应急治理能力;研究〔中图分类号〕D63;D66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238(2021)03－0087－07〔DOI〕10．3969/J． CNKJ．ISSN．2095－7238．2021．03．012目前，国内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总结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暴发以来的防控治理成效，最突出的治理经验是基层社区开展了阻断疫病传染的空间隔离处置，群防群控、联防联控和稳防稳控的治理措施，成为防控治理内源式传染的“最坚强堡垒”和阻断疫病输入性传染的“最后一公里”。未来，随着国内零星散发病例和局部暴发疫情风险的出现，基层社区疫情防控将步入常态化。本研究以习近平总书记对社区防控治理工作重要论述为指导，把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治理的契机，深入研究以基层社区为主力军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所集聚出的强大应急治理能力。通过理论研析，丰富基层社区治理理论的相关内涵，弥补过去对基层社区治理能力建设方面研究的不足;通过实践研判，助力守牢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社区防线，拓展后疫情时代下防控常态化工作外延。用好文献回顾与调查实证，科学探析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基层防控面临的突出矛盾，研析社区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应急治理能力和水平，为探索中国式疫情防控模式积累有益的治理经验。一、国外社区与国内社区应急治理研究综述(一)国外社区应急治理研究综述西方发达国家在突发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应急管理方面有一些共性的做法，其特点有三:一是社区建立早期预警监测体系 ① 。欧洲社区建立早期预警应急系统(EWＲS)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ECDC)，德国7 8［基金项目］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系统“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专项研究课题“疫情防控中基层社区应急治理能力建设研究”(QSYJ202014)。［作者简介］房建，男，中共宿州市委党校理论研究副教授，研究室方向为科学社会主义学与公共管理学。① 段小贝、陈少贤:《公共卫生应急处置与案例评析》，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 年，第 24 页。社区建立“严重传染病能力与治疗中心”(STAKOB)，英国社区建立卫生突发事件计划协作机构(EPCU)等。二是社区建立科学应急管理体系。加拿大社区建立应急管理(GPHIN)系统，美国社区建立应急执行(CDC)体系。欧盟公共卫生实验室通过持续分享先进的诊断和研究，塑造出模块化、本土化的社区应急战略。三是社区持续更新防控理念和手段 ① 。如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实现协同治理的理念。西班牙建立社区志愿者、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等疫情防控伙伴协同应急机制。美国建立民间社区灾难联防联控体系 ② 。日本在防灾中发挥市民组织的作用，鼓励各区、市、町建立相应社区防灾组织，强化基层预防和处置灾难的应急作用等。尽管国外社区在应急治理方面有一些好的经验与制度，但在此次疫情防控治理过程中，国外社区治理不力，错失了疫情防控良机;而社区民众对疫情轻视麻痹，错误认为没生病就不需要戴口罩，主动放松防疫戒备，导致国外疫情持续恶化。(二)国内社区应急治理相关研究综述1．明确社区是防控治理体系、治理实操机制的基石。面对此次凶猛传染疫情，最好的治理途径是阻断病毒传播路径;而基层社区是空间隔离单元最小、最有效的阵地，把全国防控疫情区域划分成独立社区来防守，是疫情防控成败的关键 ③ ，社区成为打赢疫情阻击战的“最后一公里”④ 。基层社区守护着广大居民的健康和安全，承担外防输入、内防扩散及内防反弹 ⑤ 的基础工作。基层社区防控治理经验印证了社会治理重心要向基层下移，要加快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⑥ 。基层社区实施网格化、地毯式管理，防止疫情输入、蔓延、输出，控制疾病传播 ⑦ 。基层社区由常态治理体制转入战时应急状态，运用“网格化”管理体系，把好封闭管理关口，掌握动态变化数据，动员整合社会资源，回应居民服务需求，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⑧ 。2．疫情防控中基层社区应急治理能力建设研究。一是对社区疫情防控预判研判能力研究。建立社区防控应急预案，精准识别疫情风险度和加强防控教育、宣传，组建基层社区防控应急队伍等 ⑨ 。强化对病毒传播风险、路径的识别与排查，做实对疫情预报、预测、预警的精确研判 瑏 瑠 。社区防控分门别类作出相应预案，进行精准管理和动态监测。借助大数据等高端技术，科学建立起基层社区高危易感居民的数字模型，超精度锁定感染者及周围的密切接触群体，持续开展对高低风险群体的滚动研判 瑏 瑡 。二是对社区疫情应急联防联控能力研究。健全应急联防联控组织体系，加强社区防控工作的资源整合力度，充分发挥组织动员能力，组建疫情防控“红色志愿服务队”，将基层治理优势转化为疫情防控效能 瑏 瑢 。基层社区利用拥有的制度优势、组织资源等，广泛吸纳社区居民(卫生、疾控、公安、城管、市政、民政等多部门工作人员)成为志愿者并组织他们参与防控，共同承担起联防联控、群防群治责任。防控应急管理指挥8 8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21 年第 3 期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瑏 瑠 瑏 瑡 瑏 瑢T Tamed:《Fifteen years post－SAＲS:Key milestones in Canada’s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response》，Can Commun DisＲep，2018，forty－four，pp．5．华斌:《国外公共危机管理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中国经贸导刊》2010 年第 21 期。吴宗友:《空间重组背景下城市社区疫情防控的挑战与策略—以安徽省 Y 县城 C 社区为例》，《城市问题》2020年第 2 期。俞祖成:《加强基层社区疫情防控能力建设》，《团结报》2020 年 2 月 22 日。周清:《充分发挥社区在疫情防控中的阻击作用》，《光明日报》2020 年 2 月 25 日。贾玉娇:《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变迁与能力提升》，《浙江社会科学》2020 年第 2 期。周向红、姚轶力:《从“小巷总理”到“国家治理”———从新冠肺炎社区防疫实践看治理创新》，《国家治理》2020 年第(1－2)期。孙柏瑛:《抗击疫情中基层治理问题检视》，《国家治理》2020 年第 5 期。汪碧刚:《用治理思维建立社区应急管理体系》，《中国建设报》2020 年 3 月 5 日。周绿林:《充分发挥社区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中国人口报》2020 年 3 月 11 日。胡金强:《守牢社区疫情防控“桥头堡”》，《淄博日报》2020 年 3 月 4 日。穆瑞丽:《建立健全社区精准化防控机制》，《河北日报》2020 年 3 月 18 日。
小组将居委会、业委会、业务公司、驻区单位以及居民自治组织等负责人纳入其中，明确各方力量在危机防控工作中的任务。基层社区在疫情防控中不断优化防控策略，发挥上级政策和治理制度的推力，凝聚起“人心齐、泰山移”的整体合力，唤醒基层社区潜在的共同体意识，同心战疫。三是对社区疫情防控综合治理能力研究。基层社区要提升包含知识、技能和态度等因素的综合治理能力，即快速响应能力、精细化管理能力、协同行动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和贯彻执行能力。提高社区依法防控治理能力，对于隐瞒、缓报、谎报有关信息或阻碍疫情防控工作的，拒绝接受医学观察、居家观察等防控措施的，立即报警，依法处置。提高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的防控治理能力，精准监测溯源，发现问题第一时间报送，提高防控效能 ① 。提高社区防控服务能力，社区防控既看到“病”管控，也看到“人”服务。防控工作人性化，基本生活保障化，支持有序复工复产 ② 。提高社区防控工作标准化，制定防控排查管理、居家隔离、环境整治、困难群体服务及社区宣传、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稳控、社区防控评估等标准化工作制度 ③ 。提高社区网格员排查能力，组织大量的人力进入街区入户筛查，塑造基层社区疫情防控的非正式网络，强化基层社区自我治理的约束力 ④ 。目前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如研究方法欠缺基层实践，通过实证调查查找基层社区应急治理能力建设问题的较少;提出的对策建议可操作性不强，大多为规范性、原则性的建议等。本研究注意突显学理研究框架和创新实践的逻辑内涵:在学理层面，注意丰富基层社区应急治理理论，弥补学界对基层社区应急治理能力建设方面研究的不足;在实践层面，立足于基层社区疫情防控的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开展调研，在全面评估基层社区应急治理能力的基础上，分析存在的短板和不足，并据此提出国内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基层社区应急治理能力建设策略。二、基层社区防控应急治理能力面临的矛盾与问题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社区承担着疫情突发事件的应急组织协调、应急精准管控等有效减轻灾难影响的岗位功能。构建实战性防控应急治理组合机制，使基层社区疫情防控预警、设卡围合、查验放行、排查隔离、宣传服务等防控应急治理措施全面落实、不留死角 ⑤ ，形成广覆盖、深嵌入和高强度的基层社区防控应急治理格局。然而，在对基层社区进行大规模的专题访谈与问卷调查、研析之后发现，疫情大考下基层社区防控应急治理行为能力与防控应急治理制度机制之间存在不相适应的矛盾 ⑥ 。(一)社区依法治理能力与防控应急紧迫性之间的矛盾突出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传播速度迅猛。非常态下，上级给予基层社区执法自由裁量权，并赋予紧急行使的执法权力空间。基层社区防控管理链条迅速延展，疫情防控长链条和防控传导压力向下，社区承担着消杀、门禁、站岗、排查、隔离、扫码、体温测量及宣传教育、疫情监测、政策咨询、信息报送、环境整治、社区帮扶等艰巨繁杂任务，面临着时间要求紧、难以及时应对和监督问责严厉等压力。在疫情防控初期，基层社区防控治理工作有跑偏问题:有的基层社区实施“一刀切”式“戒严”，出现阻拦一线抗疫医护人员回自家的小区、外地租户不准回小区居住等现象;还有的基层社区“以邻为壑”式“封路封区封户”，出现强行阻碍正常的交通运输，擅自挖断社区进出道路，以及采取强行封门、限制人身自由等现象;还有的9 8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基层社区应急治理能力建设研究①②③④⑤⑥徐隽:《社区治理微循环如何打通》，《人民日报》2020 年 3 月 26 日。卞克文:《发挥社会治理优势 确保疫情防控落到实处》，《当代广西》2020 年第 4 期。凌云:《运用底线思维加强社区疫情防控》，《中国社会报》2020 年 2 月 24 日。马树海:《城乡社区疫情防控存在难点盲点 要重点解决突出问题》，《第一财经日报》2020 年 2 月 4 日。周进萍:《以疫情防控为契机深化推进基层治理创新》，《群众》2020 年第 6 期。张爱民:《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我国社区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出路》，《学理论》2020 年第 7 期。
基层社区“层层加码”式“粗暴管控”，出现辱骂和殴打不戴口罩的社区居民以及闯进居民家中掀桌子、摔麻将、扇耳光等问题。诸如此类的强行阻碍正常的交通运输、擅自挖断社区进出道路以及采取强行封门、限制人身自由等违法管控现象，为基层社会依法治理埋下隐患。(二)社区协同治理能力与防控应急主体单一性之间的矛盾突出目前，我国基层社区疫情防控治理的主体是社区，多元联合治理的力量非常薄弱。基层社区防控治理的主体力量主要包括社区两委工作者、在社区工作的“包保”干部、疫情期间的志愿者以及“双报到”的网格员，基层社区中大量的有生力量未能及时有效地参与，基层社区中的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等未在疫情防控中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面对繁重的防控应急治理工作，各类社群组织彼此之间差异大，协调难度大，参与度严重不足，难以及时形成社区多元防控协同应急治理的合力。一方面，目前社区治理体制和工作机制中缺少及时激活社群各类组织参与应急治理的职能权责和政策制度，对组织动员、凝心聚力的防控治理能力较弱 ① ;另一方面，行政管理模式条块化与公共服务统筹配置碎片化的矛盾也造成协同治理的机制不活、职责不清、边界不明、流程梗阻，致使协同治理能力处于“悬浮”状态。(三)社区风险治理能力与防控应急赋权不足性之间的矛盾突出疫情防控是阻击战，更是持久战。随着基层社区防控工作量激增，人力不充足、治理难奏效的问题日益凸显 ② 。与此同时，大包大揽的基层社区并没有获得必要的授权，“事权下沉、实权上移”，权责关系不对等，使基层社区在“第一时间”回应“第一现场”抗疫治理问题时，能赋权动用的执法权、财政权、资源权、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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