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推进会上的讲话（10篇）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推进会上的讲话 市域社会治理的问题导向、结构功能与路径选择 作者：杨磊许晓东来源：《改革》2020年第06期 摘要：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呈现理念升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推进会上的讲话（10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推进会上的讲话
市域社会治理的问题导向、结构功能与路径选择
作者：杨磊许晓东来源：《改革》2020年第06期
摘要：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呈现理念升华、体系完善、能力提升、工具创新与效能增加的总体特征，实现了基层政权稳定性和治理有效性的统一。随着国家治理的演进和城乡社会的转型，基层社会治理既需适应城乡一体化的客观需要，又要突破“低组织化”“碎片化”“悬浮化”“内卷化”等困境。市域社会治理是以设区的市为治理单元，覆盖农村、联结城乡的一种基层社会治理新样态，包含纵横协调的治理体制、以城市为依托的治理界面以及新技术支撑的治理工具等结构，具有以城带乡和基层再组织化、驱动“决策-执行”统一、弥合治理碎片化张力的基本功能。市域社会治理应处理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协调、治理层级提升和治理重心下移以及党政统合和多元共治等三组关系，以市的较强统筹能力建立纵向秩序贯通和横向秩序扩展机制，赋予基层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建立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治理机制，以法治化、智能化激发社会治理效能。
关键词：市域社会治理;治理能力;多元治理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543（2020）06-0019-11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这是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重大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维度，它需要实现维护中央统一管辖和促进地方有效治理的双重目标，在基层解决社会问题、防范化解风险与满足民生需求[1]。我国国家治理经历了从“总体性支配”向依托行政科层标准化运作并推动社会建设的“技术治理”形态的转变[2]。随着国家治理不断转型，国家和社会关系从单向控制走向双向互动，社会的多元属性重塑了国家治理末端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驱动着治理体系、治理过程和治理手段的演进。新时代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发生了深刻变化，实现了由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理念升华，建立了覆盖城乡社区的治理体系，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提升，治理手段和工具日益多样化，治理效能不断释放，顺应了社会矛盾转变的基本趋势，实现了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但也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其目标是在市域层面重塑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和体制机制，破解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完善共建共享共治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明确三个方面的理论问题：市域社会治理的问题导向是什么？市域社会治理的结构和功能是什么？如何推进市域社会治理？
一、问题导向：市域社会治理的实践缘起
社会治理包含社会治理体制和具体社会事务治理两层内涵，在具体社会事务治理领域，社会治理与基层治理大体重合，被统称为基层社会治理[3]。县域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传统单元，县域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在维护基层社会秩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我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日趋多样，城市和农村社会治理都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4]。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城市和农村两个社会系统相互嵌合，人口和资本等要素在城乡间频繁流动，大量治理问题超越了以县域为治理单元的基层社会治理边界，县域较小的治理空间、较单一的治理元素和较低的治理层级限制了城乡协调发展，因而需要在更大治理单元和空间范围内重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为市域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支撑点创造了客观条件。更为重要的是，从治理对象、主体、过程和效果来看，以县域为单元的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多重内生困境，需要在市域层面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一）“低组织化”：治理对象组织动员困难
基层社会治理“低组织化”是指基层社会治理对象呈现离散化、无序化和原子化的治理现象。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凭借强政治动员实现对社会的整合与改造，农民被置于一个高度“整体性”的社会之中。国家能够迅速动员一切力量实现对社会事务的治理，并对治理对象进行有效的控制和支配。然而，在经济体制改革、基层管理体制转型和城镇化浪潮等因素的作用下，基层社会治理出现了去组织化现象，基层群众从单位和人民公社等组织单元中脱离出来，社会治理对象由高组织化转向低组织化[5]。基层社会治理的“低組织化”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农村社会加速原子化和空心化，乡村社会共同体日益解体，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村集体组织对农民的影响力日益式微;另一方面，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城乡社会流动性和异质性不断增强，社会结构不断分化，国家对新的社会主体缺乏有效整合。“低组织化”给基层社
会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强政治动员的治理工具逐渐失效，难以实现对治理对象的组织和动员。
（二）“碎片化”：治理主体能力不足
基层社会治理“碎片化”是指社会治理主体缺乏协同机制、多元主体分散管理和各自为政的治理现象。基层社会治理“碎片化”根源于政府管理体制中的条块关系，社会治理面临着纵向治理层级和横向管理部门的复杂协调，造成了基层权力执行和运作过程的碎片化[6]。在条块分割的社会管理体制中，基层社会治理的职能分散在不同层级和不同管理部门之中。在基层政权空心化之后，“条块”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种“倒金字塔式”的社会治理体系，出现了以“块”为单元的属地管理和以“条”为线的部门管理两种分割的管理模式[7]。这种管理模式虽能将社会治理问题整合到正式治理体系之中，但也带来了治理“碎片化”问题：一方面，“条块”间彼此分割、难以协调，治理任务被层层转移到基层，基层政府承担了大量社会治理事务，造成了“基层治理力量薄弱”与“繁多的治理任务”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条块”关系具有封闭性，缺乏与多元治理主体的互动和协调，社会治理事务高度依赖于行政力量。基层社会治理“碎片化”导致治理体系结构和功能的失衡，限制了基层治理主体行动能力的提升。
（三）“悬浮化”：治理过程缺乏神经末梢
基层社会治理“悬浮化”是指国家和社会关系相互脱嵌，正式治理主体从社会治理中退出、抽离或嵌入不足的治理现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为了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建立起规模庞大的国民经济管理部门，形成了一种政经合一的社会管理体制，依靠单位、人民公社等组织与基层社会建立紧密联系[8]。在这种社会管理体制中，国家能通过依靠党政体制的垂直化管道向基层组织延伸，并高度嵌入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在基层社会的末端建立感知和行动机制。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能主义的社会管理体制逐渐解体，社会治理由国家高度嵌入转向“悬浮化”。基层社会治理的“悬浮化”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国家从乡村社会事务治理中大规模退场，大量管理部门从乡镇政权中剥离，乡镇政权出现了“空心化”“隐性化”问题[9];另一方面，城市社会管理部门缺乏正式管道下沉到社区，街区管理体制的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不完整。基层社会治理“悬浮化”导致国家缺乏治理的神经末梢，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结构不完整，不能够及时捕捉和回应城乡社会的变化。
（四）“内卷化”：治理效果边际递减
基层社会治理“内卷化”是指治理过程中资源投入、制度创新和新的治理技术并没有显著提升治理效果的现象。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基层社会治理问题，重塑基层社会治理的权威和秩序，国家返场重新嵌入基层社会之中，采用再组织化手段弥合国家与社会关系，重构城乡基层政权的运作过程和制度激励[10]。为了保证基层政府的能动性，国家向基层社会下沉治理资源，推动社会治理综合体制改革，强化了科层内部自上而下的监督和控制，“痕迹管理”“第三方评估”“一票否决”等治理技术被导入社会治理过程中。这些治理技术促进了国家和社会关系
的调整，却也限制了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的能动性，造成基层治理中的形式主义和“内卷化”。一方面，基层政府被卷入“压力型体制”中，投入了大量的治理资源被动地应付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矛盾和纠纷[11];另一方面，在形式主义的影响下，基层治理出现了由实转虚的问题，制度、组织和技术层面的创新难以突破治理结构的束缚，社会治理领域出现了“有创新无效率”的现象。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卷化”消解了基层政府介入的有效性，造成了治理资源的浪费，提高了社会治理成本。
（五）小结：基层社会治理之困与市域社会治理的提出
“低组织化”“碎片化”“悬浮化”“内卷化”构成了基层社会治理困境的基本维度，四重困境相互交织、相互作用，限制了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功能。在这些困境的作用下，基层社会治理甚至出现了“非正式化”現象，即基层政府策略性地采用非正式手段解决各种基层社会矛盾和纠纷。在城乡一体化和社会结构变迁的时代背景下，不仅要从工具创新层面来提升基层治理的有效性，而且要结合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情形，突破以县域为基本治理单元的社会管理体系，从结构层面完善和重构基层社会治理功能。市域社会治理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样态，目的在于解决基层社会治理的多重困境，重构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和内在结构。因此，作为县域社会治理延伸的市域社会治理就具有重要的治理意义，为化解基层治理困境建立了新的支撑点。
二、基本属性：市域社会治理的内涵与结构
国家治理包括中央、省域、市域、县域和乡镇等纵向层级，基层社会治理包括农村治理、社区治理等多种样态，每一种社会治理样态都具有特定的范围、对象和主体。市域社会治理是指“市域”+“社会治理”，它包含治理层级和地理范围两个基本属性，以设区的城市为基本治理单元，以城市为主要的治理空间和依托，充分发挥大中城市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又覆盖农村和联结城乡。从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属性看，市域社会治理延续了农村社会治理、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和社区治理的基本内容，但在治理基础、治理对象和治理手段等方面又有较大不同，具有新的治理内涵和结构特征。
（一）市域社会治理的新内涵
第一，社会结构变迁是市域社会治理的现实情景。县域社会治理以农业经济和乡村社会为基础，根植于以乡村型社会为主导的基本形态;而市域社会治理以城市经济和城乡社区为基础，是城乡社会结构变迁和城市型社会到来的必然结果。2019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60.6%，进入加速城市化阶段的中后期，社会形态由乡村型社会转变为城市主导型社会。一方面，人口、资本和其他要素不断向城市集聚，产生了对城市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更大需求;另一方面，人口聚集带来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内容，大量的社会问题、风险和矛盾向城市集中，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更大压力和挑战。城市型社会具有开放性、流动性和复合性等基本属性，它与乡村型社会的封闭性、静态性和单一性形成鲜明对比，以县域为单元的基层社会治理难以适应新的治理情景和治理需要。因此，社会治理的难点在基层，弱点在基层，支撑点在城市。
第二，设区的市是市域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和主体。市域社会治理就是国家治理在市域范围内的具体实施，设区的市是市域社会治理的基本治理单元和承载主体[12]。在我国行政区划管理体制中，设区的市包括地级市、计划单列市和副省级城市等多种主体，这些设区的市因经济基础、区位条件、行政层级和文化传统等因素不同，社会治理的对象和内容会有差异。然而，将市域作为社会治理的更大单元和承载主体是城市型社会到来的必然，不同地区市域社会治理也具有诸多共性，它是一个较大范围的社会系统，兼具城市和农村两种社会形态。在市域这个大型治理单元中，既包含县（区）、乡镇（街道）等基础单元，又有行政村、村民小组（自然村）和城市网格、社区、小区、楼栋等微型单元。大型治理单元、基础治理单元和微型治理单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开放的治理生态系统，使社会治理的元素更加完整。
第三，大城市治理是市域社会治理的重点。大规模城市化催生出大体量的城市，大城市的社会治理已经成为我国社会治理的薄弱地带和短板。与县域基层社会治理相比，大城市是一个超大社会系统，社会治理事务极为繁杂，容易衍生出敏感性强、非常规性的突发性事件，给社会秩序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较大冲击。首先，交通拥堵、疾病控制、环境污染、治安事件频发等是大城市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已成为诱发社会矛盾和纠纷的重要根源。国家安全、社会治安防控等传统安全治理任务也日益繁重。其次，大城市治理具有边界模糊特征，多种社会风险相互交织在一起，社会治理出现了缺乏控制的边缘地带，城市治理的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增加，群体性事件、非常规突发事件等非传统安全治理任务增多。最后，大城市治理具有主体多样性特征，多样化的公共服务需求叠加在一起，而区街管理体制难以承载起基层社会治理的繁重任务，城乡社区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短板[13]。因此，市域社会治理既要解决以县域为单元的基层社会治理困境，又要以设区的市为依托，重塑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将大城市治理作为重要的治理对象。
（二）市域社会治理的结构特征
从市域社会治理的内涵来看，它不仅突破了县域社会治理纵向管理体系，建立起多元主体共治的横向联结机制，而且联结起农村治理和城市基层治理两种社会治理样态，以市域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组织和空间支撑点。与县域社会治理相比较，一个成熟的市域社会治理样态具有新的结构性特征（见图1，下页）。
（四）“内卷化”：治理效果边际递减
基层社会治理“内卷化”是指治理过程中资源投入、制度创新和新的治理技术并没有显著提升治理效果的现象。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基层社会治理问题，重塑基层社会治理的权威和秩序，国家返场重新嵌入基层社会之中，采用再组织化手段弥合国家与社会关系，重构城乡基层政权的运作过程和制度激励[10]。为了保证基层政府的能动性，国家向基层社会下沉治理资源，推动社会治理综合体制改革，强化了科层内部自上而下的监督和控制，“痕迹管理”“第三方评估”“一票否决”等治理技术被导入社会治理过程中。这些治理技术促进了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调整，却也限制了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的能动性，造成基层治理中的形式主义和“内卷化”。一
方面，基层政府被卷入“压力型体制”中，投入了大量的治理资源被动地应付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矛盾和纠纷[11];另一方面，在形式主义的影响下，基层治理出现了由实转虚的问题，制度、组织和技术层面的创新难以突破治理结构的束缚，社会治理领域出现了“有创新无效率”的现象。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卷化”消解了基层政府介入的有效性，造成了治理资源的浪费，提高了社会治理成本。
（五）小结：基层社会治理之困与市域社会治理的提出
“低组织化”“碎片化”“悬浮化”“内卷化”构成了基层社会治理困境的基本维度，四重困境相互交织、相互作用，限制了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功能。在这些困境的作用下，基层社会治理甚至出现了“非正式化”现象，即基层政府策略性地采用非正式手段解决各种基层社会矛盾和纠纷。在城乡一体化和社会结构变迁的时代背景下，不仅要从工具创新层面来提升基层治理的有效性，而且要结合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情形，突破以县域为基本治理单元的社会管理体系，从结构层面完善和重构基层社会治理功能。市域社会治理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样态，目的在于解决基层社会治理的多重困境，重构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和内在结构。因此，作为县域社会治理延伸的市域社会治理就具有重要的治理意义，為化解基层治理困境建立了新的支撑点。
二、基本属性：市域社会治理的内涵与结构
国家治理包括中央、省域、市域、县域和乡镇等纵向层级，基层社会治理包括农村治理、社区治理等多种样态，每一种社会治理样态都具有特定的范围、对象和主体。市域社会治理是指“市域”+“社会治理”，它包含治理层级和地理范围两个基本属性，以设区的城市为基本治理单元，以城市为主要的治理空间和依托，充分发挥大中城市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又覆盖农村和联结城乡。从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属性看，市域社会治理延续了农村社会治理、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和社区治理的基本内容，但在治理基础、治理对象和治理手段等方面又有较大不同，具有新的治理内涵和结构特征。
（一）市域社会治理的新内涵
第一，社会结构变迁是市域社会治理的现实情景。县域社会治理以农业经济和乡村社会为基础，根植于以乡村型社会为主导的基本形态;而市域社会治理以城市经济和城乡社区为基础，是城乡社会结构变迁和城市型社会到来的必然结果。2019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60.6%，进入加速城市化阶段的中后期，社会形态由乡村型社会转变为城市主导型社会。一方面，人口、资本和其他要素不断向城市集聚，产生了对城市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更大需求;另一方面，人口聚集带来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内容，大量的社会问题、风险和矛盾向城市集中，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更大压力和挑战。城市型社会具有开放性、流动性和复合性等基本属性，它与乡村型社会的封闭性、静态性和单一性形成鲜明对比，以县域为单元的基层社会治理难以适应新的治理情景和治理需要。因此，社会治理的难点在基层，弱点在基层，支撑点在城市。
第二，设区的市是市域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和主体。市域社会治理就是国家治理在市域范围内的具体实施，设区的市是市域社会治理的基本治理单元和承载主体[12]。在我国行政区划管理体制中，设区的市包括地级市、计划单列市和副省级城市等多种主体，这些设区的市因经济基础、区位条件、行政层级和文化传统等因素不同，社会治理的对象和内容会有差异。然而，将市域作为社会治理的更大单元和承载主体是城市型社会到来的必然，不同地区市域社会治理也具有诸多共性，它是一个较大范围的社会系统，兼具城市和农村两种社会形态。在市域这个大型治理单元中，既包含县（区）、乡镇（街道）等基础单元，又有行政村、村民小组（自然村）和城市网格、社区、小区、楼栋等微型单元。大型治理单元、基础治理单元和微型治理单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开放的治理生态系统，使社会治理的元素更加完整。
第三，大城市治理是市域社会治理的重点。大规模城市化催生出大体量的城市，大城市的社会治理已经成为我国社会治理的薄弱地带和短板。与县域基层社会治理相比，大城市是一个超大社会系统，社会治理事务极为繁杂，容易衍生出敏感性强、非常规性的突发性事件，给社会秩序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较大冲击。首先，交通拥堵、疾病控制、环境污染、治安事件频发等是大城市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已成为诱发社会矛盾和纠纷的重要根源。国家安全、社会治安防控等传统安全治理任务也日益繁重。其次，大城市治理具有边界模糊特征，多种社会风险相互交织在一起，社会治理出现了缺乏控制的边缘地带，城市治理的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增加，群体性事件、非常规突发事件等非传统安全治理任务增多。最后，大城市治理具有主体多样性特征，多样化的公共服务需求叠加在一起，而区街管理体制难以承载起基层社会治理的繁重任务，城乡社区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短板[13]。因此，市域社会治理既要解决以县域为单元的基层社会治理困境，又要以设区的市为依托，重塑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将大城市治理作为重要的治理对象。
（二）市域社会治理的结构特征
从市域社会治理的内涵来看，它不仅突破了县域社会治理纵向管理体系，建立起多元主体共治的横向联结机制，而且联结起农村治理和城市基层治理两种社会治理样态，以市域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组织和空间支撑点。与县域社会治理相比较，一个成熟的市域社会治理样态具有新的结构性特征（见图1，下页）。
（四）“内卷化”：治理效果边际递减
基层社会治理“内卷化”是指治理过程中资源投入、制度创新和新的治理技术并没有显著提升治理效果的现象。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基层社会治理问题，重塑基层社会治理的权威和秩序，国家返场重新嵌入基层社会之中，采用再组织化手段弥合国家与社会关系，重构城乡基层政权的运作过程和制度激励[10]。为了保证基层政府的能动性，国家向基层社会下沉治理资源，推动社会治理综合体制改革，强化了科层内部自上而下的监督和控制，“痕迹管理”“第三方评估”“一票否决”等治理技术被导入社会治理过程中。这些治理技术促进了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调整，却也限制了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的能动性，造成基层治理中的形式主义和“内卷化”。一
方面，基层政府被卷入“压力型体制”中，投入了大量的治理资源被动地应付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矛盾和纠纷[11];另一方面，在形式主义的影响下，基层治理出现了由实转虚的问题，制度、组织和技术层面的创新难以突破治理结构的束缚，社会治理领域出现了“有创新无效率”的现象。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卷化”消解了基层政府介入的有效性，造成了治理资源的浪费，提高了社会治理成本。
（五）小结：基层社会治理之困与市域社会治理的提出
“低组织化”“碎片化”“悬浮化”“内卷化”构成了基层社会治理困境的基本维度，四重困境相互交织、相互作用，限制了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功能。在这些困境的作用下，基层社会治理甚至出现了“非正式化”现象，即基层政府策略性地采用非正式手段解决各种基层社会矛盾和纠纷。在城乡一体化和社会结构变迁的时代背景下，不仅要从工具创新层面来提升基层治理的有效性，而且要结合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情形，突破以县域为基本治理单元的社会管理体系，从结构层面完善和重构基层社会治理功能。市域社会治理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样态，目的在于解决基层社会治理的多重困境，重构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和内在结构。因此，作为县域社会治理延伸的市域社会治理就具有重要的治理意义，为化解基层治理困境建立了新的支撑点。
二、基本属性：市域社会治理的内涵与结构
国家治理包括中央、省域、市域、县域和乡镇等纵向层级，基层社会治理包括农村治理、社区治理等多种样态，每一种社会治理样态都具有特定的范围、对象和主体。市域社会治理是指“市域”+“社会治理”，它包含治理层级和地理范围两个基本属性，以设区的城市为基本治理单元，以城市为主要的治理空间和依托，充分发挥大中城市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又覆盖农村和联结城乡。从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属性看，市域社会治理延续了农村社会治理、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和社区治理的基本内容，但在治理基础、治理对象和治理手段等方面又有较大不同，具有新的治理内涵和结构特征。
（一）市域社会治理的新内涵
第一，社会结构变迁是市域社会治理的现实情景。县域社会治理以农业经济和乡村社会为基础，根植于以乡村型社会为主导的基本形态;而市域社会治理以城市经济和城乡社区为基础，是城乡社会结构变迁和城市型社会到来的必然结果。2019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60.6%，进入加速城市化阶段的中后期，社会形态由乡村型社会转变为城市主导型社会。一方面，人口、资本和其他要素不断向城市集聚，产生了对城市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更大需求;另一方面，人口聚集带来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内容，大量的社会问题、风险和矛盾向城市集中，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更大压力和挑战。城市型社会具有开放性、流动性和复合性等基本属性，它与乡村型社会的封闭性、静态性和单一性形成鲜明对比，以县域为单元的基层社会治理难以适应新的治理情景和治理需要。因此，社会治理的难点在基层，弱点在基层，支撑点在城市。
第二，设区的市是市域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和主体。市域社会治理就是国家治理在市域范围内的具体实施，设区的市是市域社会治理的基本治理单元和承载主体[12]。在我国行政区划管理体制中，设区的市包括地级市、计划单列市和副省级城市等多种主体，这些设区的市因经济基础、区位条件、行政层级和文化传统等因素不同，社会治理的对象和内容会有差异。然而，将市域作为社会治理的更大单元和承载主体是城市型社会到来的必然，不同地区市域社会治理也具有诸多共性，它是一个较大范围的社会系统，兼具城市和农村两种社会形态。在市域这个大型治理单元中，既包含县（区）、乡镇（街道）等基础单元，又有行政村、村民小组（自然村）和城市网格、社区、小区、楼栋等微型单元。大型治理单元、基础治理单元和微型治理单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开放的治理生态系统，使社会治理的元素更加完整。
第三，大城市治理是市域社会治理的重点。大规模城市化催生出大体量的城市，大城市的社会治理已经成为我国社会治理的薄弱地带和短板。与县域基层社会治理相比，大城市是一个超大社会系统，社会治理事务极为繁杂，容易衍生出敏感性强、非常规性的突发性事件，给社会秩序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较大冲击。首先，交通拥堵、疾病控制、环境污染、治安事件频发等是大城市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已成为诱发社会矛盾和纠纷的重要根源。国家安全、社会治安防控等传统安全治理任务也日益繁重。其次，大城市治理具有边界模糊特征，多种社会风险相互交织在一起，社会治理出现了缺乏控制的边缘地带，城市治理的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增加，群体性事件、非常规突发事件等非传统安全治理任务增多。最后，大城市治理具有主体多样性特征，多样化的公共服务需求叠加在一起，而区街管理体制难以承载起基层社会治理的繁重任务，城乡社区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短板[13]。因此，市域社会治理既要解决以县域为单元的基层社会治理困境，又要以设区的市为依托，重塑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将大城市治理作为重要的治理对象。
（二）市域社会治理的結构特征
从市域社会治理的内涵来看，它不仅突破了县域社会治理纵向管理体系，建立起多元主体共治的横向联结机制，而且联结起农村治理和城市基层治理两种社会治理样态，以市域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组织和空间支撑点。与县域社会治理相比较，一个成熟的市域社会治理样态具有新的结构性特征（见图1，下页）。
（四）“内卷化”：治理效果边际递减
基层社会治理“内卷化”是指治理过程中资源投入、制度创新和新的治理技术并没有显著提升治理效果的現象。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基层社会治理问题，重塑基层社会治理的权威和秩序，国家返场重新嵌入基层社会之中，采用再组织化手段弥合国家与社会关系，重构城乡基层政权的运作过程和制度激励[10]。为了保证基层政府的能动性，国家向基层社会下沉治理资源，推动社会治理综合体制改革，强化了科层内部自上而下的监督和控制，“痕迹管理”“第三方评估”“一票否决”等治理技术被导入社会治理过程中。这些治理技术促进了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调整，却也限制了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的能动性，造成基层治理中的形式主义和“内卷化”。一
方面，基层政府被卷入“压力型体制”中，投入了大量的治理资源被动地应付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矛盾和纠纷[11];另一方面，在形式主义的影响下，基层治理出现了由实转虚的问题，制度、组织和技术层面的创新难以突破治理结构的束缚，社会治理领域出现了“有创新无效率”的现象。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卷化”消解了基层政府介入的有效性，造成了治理资源的浪费，提高了社会治理成本。
（五）小结：基层社会治理之困与市域社会治理的提出
“低组织化”“碎片化”“悬浮化”“内卷化”构成了基层社会治理困境的基本维度，四重困境相互交织、相互作用，限制了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功能。在这些困境的作用下，基层社会治理甚至出现了“非正式化”现象，即基层政府策略性地采用非正式手段解决各种基层社会矛盾和纠纷。在城乡一体化和社会结构变迁的时代背景下，不仅要从工具创新层面来提升基层治理的有效性，而且要结合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情形，突破以县域为基本治理单元的社会管理体系，从结构层面完善和重构基层社会治理功能。市域社会治理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样态，目的在于解决基层社会治理的多重困境，重构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和内在结构。因此，作为县域社会治理延伸的市域社会治理就具有重要的治理意义，为化解基层治理困境建立了新的支撑点。
二、基本属性：市域社会治理的内涵与结构
国家治理包括中央、省域、市域、县域和乡镇等纵向层级，基层社会治理包括农村治理、社区治理等多种样态，每一种社会治理样态都具有特定的范围、对象和主体。市域社会治理是指“市域”+“社会治理”，它包含治理层级和地理范围两个基本属性，以设区的城市为基本治理单元，以城市为主要的治理空间和依托，充分发挥大中城市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又覆盖农村和联结城乡。从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属性看，市域社会治理延续了农村社会治理、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和社区治理的基本内容，但在治理基础、治理对象和治理手段等方面又有较大不同，具有新的治理内涵和结构特征。
（一）市域社会治理的新内涵
第一，社会结构变迁是市域社会治理的现实情景。县域社会治理以农业经济和乡村社会为基础，根植于以乡村型社会为主导的基本形态;而市域社会治理以城市经济和城乡社区为基础，是城乡社会结构变迁和城市型社会到来的必然结果。2019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60.6%，进入加速城市化阶段的中后期，社会形态由乡村型社会转变为城市主导型社会。一方面，人口、资本和其他要素不断向城市集聚，产生了对城市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更大需求;另一方面，人口聚集带来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内容，大量的社会问题、风险和矛盾向城市集中，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更大压力和挑战。城市型社会具有开放性、流动性和复合性等基本属性，它与乡村型社会的封闭性、静态性和单一性形成鲜明对比，以县域为单元的基层社会治理难以适应新的治理情景和治理需要。因此，社会治理的难点在基层，弱点在基层，支撑点在城市。
第二，设区的市是市域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和主体。市域社会治理就是国家治理在市域范围内的具体实施，设区的市是市域社会治理的基本治理单元和承载主体[12]。在我国行政区划管理体制中，设区的市包括地级市、计划单列市和副省级城市等多种主体，这些设区的市因经济基础、区位条件、行政层级和文化传统等因素不同，社会治理的对象和内容会有差异。然而，将市域作为社会治理的更大单元和承载主体是城市型社会到来的必然，不同地区市域社会治理也具有诸多共性，它是一个较大范围的社会系统，兼具城市和农村两种社会形态。在市域这个大型治理单元中，既包含县（区）、乡镇（街道）等基础单元，又有行政村、村民小组（自然村）和城市网格、社区、小区、楼栋等微型单元。大型治理单元、基础治理单元和微型治理单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开放的治理生态系统，使社会治理的元素更加完整。
第三，大城市治理是市域社会治理的重点。大规模城市化催生出大体量的城市，大城市的社会治理已经成为我国社会治理的薄弱地带和短板。与县域基层社会治理相比，大城市是一个超大社会系统，社会治理事务极为繁杂，容易衍生出敏感性强、非常规性的突发性事件，给社会秩序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较大冲击。首先，交通拥堵、疾病控制、环境污染、治安事件频发等是大城市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已成为诱发社会矛盾和纠纷的重要根源。国家安全、社会治安防控等传统安全治理任务也日益繁重。其次，大城市治理具有边界模糊特征，多种社会风险相互交织在一起，社会治理出现了缺乏控制的边缘地带，城市治理的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增加，群体性事件、非常规突发事件等非传统安全治理任务增多。最后，大城市治理具有主体多样性特征，多样化的公共服务需求叠加在一起，而区街管理体制难以承载起基层社会治理的繁重任务，城乡社区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短板[13]。因此，市域社会治理既要解决以县域为单元的基层社会治理困境，又要以设区的市为依托，重塑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将大城市治理作为重要的治理对象。
（二）市域社会治理的结构特征
从市域社会治理的内涵来看，它不仅突破了县域社会治理纵向管理体系，建立起多元主体共治的横向联结机制，而且联结起农村治理和城市基层治理两种社会治理样态，以市域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组织和空间支撑点。与县域社会治理相比较，一个成熟的市域社会治理样态具有新的结构性特征（见图1，下页）。
（四）“内卷化”：治理效果边际递减
基层社会治理“内卷化”是指治理过程中资源投入、制度创新和新的治理技术并没有显著提升治理效果的现象。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基层社会治理问题，重塑基层社会治理的权威和秩序，国家返场重新嵌入基层社会之中，采用再组织化手段弥合国家与社会关系，重构城乡基层政权的运作过程和制度激励[10]。为了保证基层政府的能动性，国家向基层社会下沉治理资源，推动社会治理综合体制改革，强化了科层内部自上而下的监督和控制，“痕迹管理”“第三方评估”“一票否决”等治理技术被导入社会治理过程中。这些治理技术促进了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调整，却也限制了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的能动性，造成基层治理中的形式主义和“内卷化”。一
方面，基层政府被卷入“压力型体制”中，投入了大量的治理资源被动地应付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矛盾和纠纷[11];另一方面，在形式主义的影响下，基层治理出现了由实转虚的问题，制度、组织和技术层面的创新难以突破治理结构的束缚，社会治理领域出现了“有创新无效率”的现象。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卷化”消解了基层政府介入的有效性，造成了治理资源的浪费，提高了社会治理成本。
（五）小结：基层社会治理之困与市域社会治理的提出
“低组织化”“碎片化”“悬浮化”“内卷化”构成了基层社会治理困境的基本维度，四重困境相互交织、相互作用，限制了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功能。在这些困境的作用下，基层社会治理甚至出现了“非正式化”现象，即基层政府策略性地采用非正式手段解决各种基层社会矛盾和纠纷。在城乡一体化和社会结构变迁的时代背景下，不仅要从工具创新层面来提升基层治理的有效性，而且要结合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情形，突破以县域为基本治理单元的社会管理体系，从结构层面完善和重构基层社会治理功能。市域社会治理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样态，目的在于解决基层社会治理的多重困境，重构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和内在结构。因此，作为县域社会治理延伸的市域社会治理就具有重要的治理意义，为化解基层治理困境建立了新的支撑点。
二、基本属性：市域社会治理的内涵与结构
国家治理包括中央、省域、市域、县域和乡镇等纵向层级，基层社会治理包括农村治理、社区治理等多种样态，每一种社会治理样态都具有特定的范围、对象和主体。市域社会治理是指“市域”+“社会治理”，它包含治理层级和地理范围两个基本属性，以设区的城市为基本治理单元，以城市为主要的治理空间和依托，充分发挥大中城市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又覆盖农村和联结城乡。从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属性看，市域社会治理延续了农村社会治理、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和社区治理的基本内容，但在治理基础、治理对象和治理手段等方面又有较大不同，具有新的治理内涵和结构特征。
（一）市域社会治理的新内涵
第一，社会结构变迁是市域社会治理的现实情景。县域社会治理以农业经济和乡村社会为基础，根植于以乡村型社会为主导的基本形态;而市域社会治理以城市经济和城乡社区为基础，是城乡社会结构变迁和城市型社会到来的必然结果。2019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60.6%，进入加速城市化阶段的中后期，社会形态由乡村型社会转变为城市主导型社会。一方面，人口、资本和其他要素不断向城市集聚，产生了对城市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更大需求;另一方面，人口聚集带来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内容，大量的社会问题、风险和矛盾向城市集中，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更大压力和挑战。城市型社会具有开放性、流动性和复合性等基本属性，它与乡村型社会的封闭性、静态性和单一性形成鲜明对比，以县域为单元的基层社会治理难以适应新的治理情景和治理需要。因此，社会治理的难点在基层，弱点在基层，支撑点在城市。
第二，设区的市是市域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和主体。市域社会治理就是国家治理在市域范围内的具体实施，设区的市是市域社会治理的基本治理单元和承载主體[12]。在我国行政区划管理体制中，设区的市包括地级市、计划单列市和副省级城市等多种主体，这些设区的市因经济基础、区位条件、行政层级和文化传统等因素不同，社会治理的对象和内容会有差异。然而，将市域作为社会治理的更大单元和承载主体是城市型社会到来的必然，不同地区市域社会治理也具有诸多共性，它是一个较大范围的社会系统，兼具城市和农村两种社会形态。在市域这个大型治理单元中，既包含县（区）、乡镇（街道）等基础单元，又有行政村、村民小组（自然村）和城市网格、社区、小区、楼栋等微型单元。大型治理单元、基础治理单元和微型治理单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开放的治理生态系统，使社会治理的元素更加完整。
第三，大城市治理是市域社会治理的重点。大规模城市化催生出大体量的城市，大城市的社会治理已经成为我国社会治理的薄弱地带和短板。与县域基层社会治理相比，大城市是一个超大社会系统，社会治理事务极为繁杂，容易衍生出敏感性强、非常规性的突发性事件，给社会秩序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较大冲击。首先，交通拥堵、疾病控制、环境污染、治安事件频发等是大城市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已成为诱发社会矛盾和纠纷的重要根源。国家安全、社会治安防控等传统安全治理任务也日益繁重。其次，大城市治理具有边界模糊特征，多种社会风险相互交织在一起，社会治理出现了缺乏控制的边缘地带，城市治理的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增加，群体性事件、非常规突发事件等非传统安全治理任务增多。最后，大城市治理具有主体多样性特征，多样化的公共服务需求叠加在一起，而区街管理体制难以承载起基层社会治理的繁重任务，城乡社区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短板[13]。因此，市域社会治理既要解决以县域为单元的基层社会治理困境，又要以设区的市为依托，重塑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将大城市治理作为重要的治理对象。
（二）市域社会治理的结构特征
从市域社会治理的内涵来看，它不仅突破了县域社会治理纵向管理体系，建立起多元主体共治的横向联结机制，而且联结起农村治理和城市基层治理两种社会治理样态，以市域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组织和空间支撑点。与县域社会治理相比较，一个成熟的市域社会治理样态具有新的结构性特征（见图1，下页）。
篇二：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推进会上的讲话
2022年乡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总结范文
为深入贯彻落实某某某某某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全国农村基层党委、党支部工作座谈会的会议精神，按照坚持党的领导、改革创新的原那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开展思想，以创立幸福村居为抓手，促进市域治理平稳开展。根据中央、省委和市委关于大抓基层的部署，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力争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开展基层平安创立活动，以基层治理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从源头上去除基层的不稳定因素，解决基层矛盾问题，完善农村三资管理，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指导核心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开展理念，以解决市域内影响国家平安、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突出问题为着力点，解决民生问题，提高效劳水平，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平安感。
〔一〕深入推进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基层和谐稳定
1、深化矛盾排查化解工作，围绕涉农问题，开展专项治理活动，坚持和完善每月摸排调查机制，做实工作台账，落实到人、限期化解。
2、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妥善解决土地管理、环境保护、农村黑恶势力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打击基层涉黑犯罪，査处基层党员干部失职、渎职、涉农领域违纪等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3、加强维稳分析研判，落实和加强对基层维稳形势的分析研判，推动维稳工作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源头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
4、切实解决历史积案，对钉子案骨头案实行一案一策，落实包案领导和责任人，限期解决，认真总结发现共性问题，推动面上问题的解决，
依法推进信访积案化解，解决信访积案和群众合理合法诉求，切实把上访问题解决在市，域范围内。
〔二〕深入推进涉农土地问题整治，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5、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征地补偿款，积极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开展自查自清，逐项落实整改，3年内全面完成清理任务。
6、落实农村留用地。建立历史用地台账，力争用3年左右的时间，根本解决全镇留用地历史欠账。
7、集中开展农村土地三乱问题专项治理。对农村乱占、乱卖、乱租土地问题进行摸底排查。
〔三〕深入推进农村土地权益保护，标准农村三资管理。
8、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工作，认真研究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尊重农民意愿，认真做好确权工作。
9、加强农村三资管理，抓好农村产权流转管理效劳平台建设，加快完善平台体系的应用开发、监督管理，标准化运用。
〔四〕深入推进农村公共效劳平台建设，统一标准公共效劳运行。
10、大力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建设。加快公共效劳平台建设，统筹整合效劳资源，建设多功能综合效劳中心，实现机构人员、场所挂牌、流程内容、信息系统、经费保障五个统一。
争取到2022年建成文化体育、卫生计生、就业保障、食药平安、警务治安、人口党建、法律效劳等于一体的多功能公共效劳平台，全面实现有机构、有牌子、有办公场所、有办公设备、有制度、有人员、有台账、有经费。
11、推进基层民主和法制建设，完善一村一法律参谋制度，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创立活动。
〔五〕深入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化党的领导核心地位。
12、强化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明确基层党组织的职责，突出党组织的人事安排权、重要事项决定权。
13、标准村极组织运作，全面实行班子联席会议制度和党群联席会议制度，明确操作流程。
14、持续整顿软弱松散组织，制定三年行动〔2022---2022〕，按比例排查整顿，形成常态化机制。
六〕其他方面
创立开展以来，我镇将三零创立与市域社会治理相结合，坚持边扫边治边建边创。设置了专门的域社会治理办公室，域社会治理领导组及各项职责。
因某某镇位于城郊，按照市委的指导意见，结合工作实际，我镇制定了十户联防、五级联动、三村联控的1053工作法。以十户为一个单元，推选出一位政治素质高、工作认真负责、在群众中有威望的党员〔或群众〕担任网格长，积极发挥监控员宣传员角色，认真落实人防、物防措施。五级联动抓落实。包镇市领导、镇干部、村两委主干、网格长、个户五个层级形成联动机制。
包镇市领导强化催促指导，镇干部具体落实工作任务，村两委主千直接上手、直接抓，网格长发挥纽带作用，畅通信息渠道。通过五级联开工作机制，能够快速有效地下达指令、收集信息、解决问题，进一步形成联
控。通过村与村之间进一步加强了信息互通、团结协作，进一步强化工作合力，真正实现各项工作落细落实。
以党建为核心，坚持以法治乡村、平安乡村、和谐乡村建设为主线，以点带面，通过强化党建引领、加强治安管理、加强扫黑除恶、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等措施，着力助推市域社会治理工作。
我镇某某村为了更好的提高综合治理效劳水平，建成了300平米的便民效劳大厅，集中办公、阳光作业，将整个农村的所有效劳工程分工明确，值班上岗，大大的方便和提升了服水平，同时还制定详细的管理制度，使村民们办任何事情有章可循、标准执行，进一步提升了民主监督的平台。矛调委员会由一名支委主要负责，并且由村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共同组成领导组，村里边的纠纷矛盾一般都在基层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多少年来零上访，综合治理创造良好的开展环境，各项工作齐头并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下一步，我镇将继续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工作，将社会治理关口前移、重心下沉、力量下倾，夯实社会稳定根底，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努力做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效劳不缺位，全力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平安感，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做出更大的奉献。
篇三：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推进会上的讲话
探析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施治切入点
作者：刘红梅来源：《柴达木开发研究》2020年第04期
市域社会治理工作做得怎么样，事关顶层设计落地实施，事关市域社会和谐稳定，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的重要方面。《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这是全面推进国家社会治理创新的切入点与突破口。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抓住了转型时期社会治理的痛点、难点，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亟待研究和探索的重要理论课题和实践命题。
市域社会治理是城市社会治理和农村社会治理的融合体，由空间范围、行动主体、治理手段、治理目标四个基本要素构成。“市域”就空间范围而言，是指城市区域，既包括城市行政区域内的城市社区，又包括城市所辖行政区域的城镇社区和村委会。这一特殊空间定位使市域社会治理具有鲜明的枢纽作用，可以承上启下。一方面，承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政策落实，是国家社会治理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和落实者;另一方面，是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指导者和推动者，具有重要的引擎作用，可以以城带乡，让优质资源和优质服务从城市“高地”流向农村“洼地”。市域社会治理的主体包括：市域范围内的党委、政府以及经济组织、社会组织、自治组织、公民等。这些主体通过党建、法律、道德、心理以及科技和民规、民约等社会规范，进行社会行动，以期达到化解市域社会矛盾、解决市域社会问题、促进市域社会稳定和谐的目的。
一、市域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
（一）公共安全风险的易触发性和复杂多变性
自然和人为的致灾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也有一些“天灾”受到“人祸”影响而被放大。社会流动加剧，人、物资、资金、信息等加快流动，致使社会矛盾和新生社会矛盾相互交织，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作用，公共安全风险带来新问题、新挑战，潜在风险源不断增多。
（二）公共安全风险的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性
高度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性，是现代公共安全风险的最大特征。比如，极端个人事件、生态环境危机、债务危机等，可能导致大规模社会恐慌传导。群众对生产安全、食品安全等公共安全风险的“燃点”和耐受度不断降低，一些“普通事件”容易通过传播发酵引发公众负面情绪，甚至触发恐慌。
（三）公共安全风险的监管缺位，机制不健全
维护社会稳定任务繁重，反恐防暴斗争复杂，人员管控压力逐步增大，重点场所目标防范漏洞仍然存在。安全生产工作量大面广，执法代替管理的现象广泛存在。同时，新兴行业领域不断出现，导致安全监管盲区随之而来，安全监管责任难落实。
二、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
把自治、法治、德治结合起来，把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专项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市域社会治理更加有序有效开展。
（一）在回应人民群众“最急”治理热点上下苦功夫
随着社会体制加速转型，社会成员思想观念转化，社会结构变动，利益格局调整，人民内部矛盾突显并成为市域社会治理最头疼的事情。因此，在回应人民群众“最急”治理热点上下苦功夫，要求公安机关创新密切同群众联系的渠道，加快侦查体制机制改革，提高普通刑事案件侦破效率，把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加大依法惩治刑事犯罪力度，作为维护公共安全与社会治安的第一要务。检察机关要把人民群众对立案和侦查活动实施法律监督的期待要求，作为“民呼我应”的第一信号，把坚持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有效发挥法律监督机关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尊严和权威作为第一选择。人民法院应当把依法裁判、公正司法、惩治犯罪、保障人权，坚持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相统一，把有效保护群众合法权利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重要任务。这要求党的领导机关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为“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重中之重。政府、监察机关等公权力系统必须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作为天职，切实承担起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实现推进市域社会治理政治效果、法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的高度统一。
（二）在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治理薄弱点上下真功夫
食品安全以及环境污染问题是市域治理的重要任务。对此，治理效度、质量、效果的好坏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也极易成为群众“最关心”的事情。对此类问题的治理，需多措并举，有效化解历史遗留的存量问题，着力管控新形势下出现的增量问题，坚决遏制变量问题。
1.完善诉求表达机制。建立健全多渠道、多平台的诉求表达机制，以方便、高效为基本原则，确保人民群众能够有效反映和表达诉求。创新律师代为申诉制度，把上访等疑难诉求与依法终结机制有机结合，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
2.健全纠纷解决方式。环境污染极易引发群体性、规模性事件，需引入环境建设项目“三重一大”和“三同时”的风险评估与源头治理机制。对因环境项目建设引发的突发事件，应坚持以人为本、就地解决的原则，着力提升基层职能部门解决纠纷的能力，形成项目审批、风险评估、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的运行机制。从最突出的问题防起，从最基础的环节抓起，从最明显的短板补起，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从事后应对向事前防范转型，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
3.坚持源头治理。对食品安全生产以及企业废气、废水、废料排放等问题的治理，要从规划设计与建设阶段坚持“三同时”制度，要从生产阶段坚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严格按照
“三废”处理原则，要完善預防、预测、预警与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最终从源头上根治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
4.秉持包容协商。对于食品安全以及环境污染问题，在市域具有社会结构多样性、利益诉求差异性、社会关系复杂性等特征，需要各治理主体协商合作，凝聚最大共识，形成治理合力。在食品安全以及环境污染治理中，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以规范为基础所形成的相互理解、相互作用的交往结构。在这一结构中，没有主客体的对立，主体间是一种相互认同、相互承认、相互依存又相互影响的平等关系。鉴于此，包容是前提，协商是方式，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丰富“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的制度化实践，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把共建、共治、共享的同心圆越画越大。
（三）在满足人民群众“最盼”治理事务上下巧功夫
市域居民的住房、就业、工资待遇、劳动权益保障、弱势群体的救济救助、老年群体心理关爱等关乎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发展权权益保障，是人民群众最渴望得到改善与保障的方面。党政机关和公共服务部门以及群团组织，要构建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职能体系。须充分整合不同治理主体的功能，实现治理要素的深度融合，切实在满足人民群众“最盼”治理事务上下巧功夫，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
（四）在破解人民群众“最恨”治理难点上下大功夫
市域范围内存在的黑恶势力与公职人员腐败尤其是身边的“微腐败”是人民群众最痛恨的事情。市域社会治理应当把扫黑除恶、深挖“保护伞”作为净化政治生态的头等大事。围绕人、组织、物、网等社会治理基本要素，加快市级层面实名登记、社会信用管理、产权保护等基础性制度建设，推动治理模式从事后应对向源头防范转型。围绕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微腐败”“保护伞”等问题深挖彻查，持续不断开展微治理、专项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形成“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多管齐下的治理格局，营造良好的政风、社风和民风。
（五）在拎住人民群众“最烦”治理重点上下硬功夫
基层社区邻里纠纷、物业服务等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微治理”事务影响着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常常成为人民群众最烦的事情。市域社会治理需以基层社区治理为重点突破口，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的烦心事，安抚社会心理，梳理社会情绪，把准社会心理脉搏，解决好社会心态问题。为此，需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从建立社会心理的宣传引导机制、健全社会心理的教育辅导机制、改进社会心理的服务管理机制、完善社会心理的志愿服务机制等“微治理”难题入手，提升“微治理”水平。
（作者单位：中共西宁市委党校）
篇四：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推进会上的讲话
2022年在全县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推进会上讲话
同志们：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市、县关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各项决策部署，对全县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确保试点工作各项任务按时按质完成，切实为平安中县建设提供坚强支撑。我县自2020年3月全面启动试点工作以来，积极打造党建引领、协同治理的统一共同体，对全县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明确了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形成了权责明晰、高效联动、上下贯通的市域社会治理合力，切实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推动社会治理融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政治、法治、德治、自治、智治“五治融合”齐头并进，全县市域社会治理基础建设水平明显提升。但随着验收工作的临近，我们还有许多差距和不足需要抓紧时间推进。下面，我就推进试点工作，再强调五点意见：一是要切实加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按照试点工作要求，今年5月份起我们将相继迎接自治区、国家级验收，当前，时间紧、任务重，可以说我们做的好不好、推动的快不快，将直接影响全市验收成果。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结合职能职责把试点工作作为当前和今
后一段时期重要工作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实在行动上。要按照《XXX县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实施方案》（县党发﹝2020﹞19号）要求，对标对表《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指引（第二版）》分解任务，于3月底前完成16类82项基本任务的档案整理归纳工作。各成员单位要高度重视，指派专人负责档案整理工作，并及时报至县社会治理中心办公室存档备查。
二是要加快推进前端视频建设项目工作进度。目前我县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前端视频建设项目进展，较全市其他县县市相比，在工程调试、通网通电实现在线率方面均排名靠后。下一步，各地各部门要严格按照全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部署要求，与电信、电力、广电等部门密切协作配合，倒排工期、压实责任、强化调度，确保全面完成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前端视频建设项目各项工作任务，尽快实现摄像头在线率百分百。
三是要持续推进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水平。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继续深入实施“开门入户”“一村一警”“警民联防”等警务工作模式。要结合新时期的发展变化，密切沟通、强化协作，全面加强社会治安管理和防范控制工作，最大限度地压减刑事发案和治安案件。年内各乡镇至少要培树1个乡村治理典型样板村，党群服务中心至少培树2个社区治理典型样板。同时，各乡镇和党群服务中心要现实“党建+网格+基层治理+文明实践+服务群众”管
理模式，引领党员干部群众积极做好社会治理工作的参与者和建设者，确保党建引领网格化工作真落实、抓典型、拓辐射、见实效。
四是要切实发挥好县级“一站式”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和12个乡镇平安建设办公室职能作用。各地各部门要严格落实矛盾纠纷定期排查制度，对各类矛盾纠纷做到早发现、早整治、早化解。村（社区）每周开展一次排查，乡镇和县级每月开展一次检查指导，及时对易激发风险矛盾纠纷进行研判分析，按时上报排查化解台账和统计表。要牢固树立“命案可防可控可降”理念，打牢基层社会治理基础，最大限度地减少“民转刑”命案发生率。
五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建设水平。全面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党委、市委和县委关于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各项决策部署，实现决策部署到哪里、市域社会治理就跟进到哪里，让党的工作大局和大政方针在市域社会治理中得到充分体现。要抓住试点工作机遇、借势发力，奋力推动市域社会治理和自身工作融合发展，有力助推全县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不断提高。
我的讲话就要这里，谢谢大家。
篇五：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推进会上的讲话
推动乡镇街道党组织配齐配强政法委员完善司法辅助人员警务辅助人员社区矫正机构工作人员的管理制度健全律师公证员司法鉴定人仲裁员等法律服务工作者职业道德和行风建设的政策完善社会治理领域特地人才培育机制发展平安巡防队平安志愿者等群防群治力气推动平安建设力气下沉到基层进一步提高平安建设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水平
关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情况报告
关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情况报告坚持系统思维、底线思维，以防范化解市域社会治理重大风险和
难点问题为突破口，着力打造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推动更高水平的平安xx建设，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新格局，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市和“重要窗口”建设添彩。
一、健全处置高效的社会稳定风险防范化解体系（一）健全政治安全体系。坚持把维护政治安全放在首位，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境外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深入开展反恐怖反分裂斗争，巩固提升路地警务融合改革、人员密集场所“四联三防”建设、“xx”快速反应圈建设等工作。深化反邪教斗争，扎实推进“关爱之家”规范化建设。推进全市“智慧防线”建设，提升人民防线智慧化和信息化水平。加强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巩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二）健全社会矛盾纠纷和合化解体系。完善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制度，推动社会风险防范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实现重大项目、重大政策、重大活动、重大敏感案（事）件“应评尽评”。总结提升推广我市防疫维稳工作经验。健全领导干部下访接访机制，实行信访积案和群众合理合法诉求“包案化解”。深化诉源治理，健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多调联动，全力打造调解工作xx品牌。（三）健全经济金融涉稳风险综合治理体系。建立完善监测预警系统，健全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风险回溯、打击经济犯罪联席会议等机制，创新推动防控措施向前端治理延伸。深入开展“三服务”活动，严厉打击涉企违法犯罪行为，深化政法机关行政管理制度改革，持续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二、健全立体化智能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一）深化经常性专项打击整治。项目化推进扫黑除恶，深入开展十大行业乱象整治，出台落实长效性、规范性的综合防控措施。持续推进“扫黄打非”“缉枪治暴”“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等专项打击整治活动。完善社会治安重点地区和重点问题挂牌整治机制，完善落实人员密集场所常态化安全防范措施，推动各类治安案件不断下降，社会治安管控能力明显提升。
（二）深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构建城乡统筹、网上网下融合、人防物防技防结合、打防控一体的“大防控”格局。健全“精密智巡”机制，完善立体化、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完善基础管理制度，实现对人、地、物、事、组织、网格等基础要素的精准掌控。完善市级统一指挥、合成作战、专业研判、分类打击机制，建立跨区域、跨部门合成作战平台，提高对大要案、多发性案件的防范打击能力。健全网格综合治理体系，坚决打击遏制各类网络违法犯罪。
（三）深化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政策举措，健全流动人口综合治理工作格局。加强对社区矫正人员、吸毒人员、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重点青少年等特殊人群的服务管理工作，健全政府、社会、家庭“三位一体”关怀帮扶体系。深入推进预防“民转刑”全民大行动，“民转刑”命案得到有效防范。
三、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一）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深入推进“十大标志工程、百个重点项目、千个样本点位”的“十百千”工程，建设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聚焦深化治理体制性机制性难题、基层基础工作短板、影响市域安全突出问题精准施策，积极探索具有xx特色、时代特征的市域社会治理模式。不断完善“党建引领、全民参与，乡村联动、三治融合，全科网格、责任捆绑，源头管事、就地了事”的xx版新时代枫桥经验。到2021年，达到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合格城市要求。（二）推进“一四一”工程。构建市级统筹、县级实施、乡镇（街
道）主抓的工作运作机制。加强县级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规范化建设。规范提升乡镇（街道）“基层治理四平台”运作管理。总结推广抗击疫情网格管理经验做法，严格落实全科网格地方标准，持续深化网格责任捆绑制度，强力推进“党建+网格”工作，健全完善专职网格员职业保障。
（三）推进“两智融合”。一方面，依靠群众智慧，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新格局。完善民主协商体制，全面落实乡镇（街道）、城乡社区协商，画好“同心圆”。探索“群团+”工作模式，培育壮大一批社会治理领域的社会组织。健全举报奖励、公益反哺、以奖代补等激励保障机制，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企业、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另一方面，突出智慧治城，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的能效。加快现代科技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推广应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协同应用系统，实施政法一体化办案体系。推进xx市基层治理综合信息平台建设，依托城市大脑提升雪亮工程整体效能，加快推进网格地图和标准地址库建设，建立社会治理风险监测预测模型，提升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的能力。
（四）推进“三治融合”。加大“三治融合”模式建设推广力度，推广运用“三化十二制”“民主协商议事制度”“社区治理委员会”等社会多元参与机制，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实体、热线和网络平台建设，推动法治工作重心下移、力量下沉。深入推进法治乡村建设，充分挖掘“和合文化”“垦荒精神”等优秀文化资源，建成一大批“三治融合”示范村（社区）。深入推进执法司法规范化，探索完善执法司法公正评价制度，提升执法司法公信力。
四、健全平安xx建设工作体系（一）规范提升大平安建设机制。加强党委对平安xx建设的组织领导、统筹协调，坚持把平安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定期召开会议，及时解决重大问题，健全风险共防、难题共破、责任共担的部门协作“大联动”机制。完善市县乡三级平安建设协调机制。坚持和完善平安建设定期通报、重点约谈、挂牌整治等制度，完善常态化平安暗
访机制，加大考评结果运用，切实发挥平安考核的指挥棒作用。（二）规范提升精准化行业监管体制。深化基层和系统平安创建
工作。加强“智慧消防”建设，全面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持续推进道路交通事故预防整治行动，坚决防止发生重特大交通安全事故。完善安全监管责任体系，全面摸排危险化学品全链条安全风险，促进多类事故持续下降。重拳整治“三无船舶”“两船”等隐患，深入实施海上“一打三整治”专项行动。全面推进食品安全城市创建，切实保障食品药品安全。完善环境安全管理体制，提升技术水平和精细化管理水平。积极探索“全灾种、大应急”管理体系，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全面落实防汛防台抢险救灾措施，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三）规范提升平安队伍建设。实施以“凝心聚力工程”“战斗堡垒工程”“雁阵领航工程”“素质提升工程”“品牌创优工程”等“五大工程”为主要载体的政法队伍建设。推动乡镇（街道）党组织配齐配强政法委员，完善司法辅助人员、警务辅助人员、社区矫正机构工作人员的管理制度，健全律师、公证员、司法鉴定人、仲裁员等法律服务工作者职业道德和行风建设的政策，完善社会治理领域专门人才培养机制，发展平安巡防队、平安志愿者等群防群治力量，推动平安建设力量下沉到基层，进一步提高平安建设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水平。
篇六：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推进会上的讲话
2021治理体系治理水平现代化会议讲话
治理体系治理水平现代化会议讲话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和平安建设工作,必须牢牢把握六个方面的要求和四个方面的准那么：要始终坚持围绕中央、效劳大局,把平安建设放到经济社会开展全局中谋划推进；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全面落实平安建设工作责任制；始终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始终坚持夯实基层、筑牢根底,深入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始终坚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把平安建设的过程变为群众参与、共建共享的生动实践；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把握平安建设规律特点、研究解决平安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坚持以维护政治平安为底线、以保证社会稳定为追求、以促进公平正义为导向、以保证安居乐业为目的.一要深入推进维护社会稳定机制建设.要强化源头预防机制建设.完善落实维稳工作监测预警、联动协作机制,扎实推进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定期排查和涉稳信息分析研判制度.要深化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统筹推进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衔接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格局,切实增强以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央为重点的调解组织建设,培育一批第三方调解组织,
积极推进调解标准化建设和实体化运作,健全完善各类调解衔接配合和相互融合的工作机制,进一步提升社会矛盾纠纷调处率和调处成功率.要增强应急处置机制建设.建立健全以信息化主导、标准化处置、常态化保证、长效化监督为主要内容的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机制,构建实战化、扁平化、合成化应急处置模式,增强应急处置队伍建设,逐步建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应急治理处置工作机制.二要深入推进现代化治安体系建设.要切实加大打击整治力度.依法严厉打击涉黑涉恶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和严重经济犯罪,特别要注重对发生在群众身边,影响群众平安感的“两抢一盗〞、金融诈骗等犯罪行为的防范打击,增强对社会治安、危爆物品、交通运输、文化娱乐场所、食品药品、寄递物流等重点行业的检查监管整治.要持续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深挖保护伞、整治乱象上下功夫,在长效常治上见成效.要创新疫情防控常态化下专项斗争新打法,深入推进线索、案件、伞网、逃犯等“六清〞工作,保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圆满收官.要着力提升智能化防控建设水平.持续抓好综治中央、“雪亮工程〞、公共平安视频监控联网应用“三项建设〞,形成“防范技术融合应用、防控时空无缝衔接、防控目标全网追踪、防控区域城乡覆盖〞的智能化防控整体格局.三要深入推进公共平安监管建设.要全面贯彻落实?实施意见?,结合当前形势,围绕系列平安建设活动,如期完成平安建设目标任务.要进一步增强重点领域平安治理.深入实施文明交通、道路平安、消防平安、企业生产平安建设,切实增强对枪支弹
药,危化物品生产、储存、运输、销售和使用环节的管理,进一步健全食品药品平安监管机制,切实强化相关部门的平安监管责任,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增强重点行业平安风险监测评估预警和监管执法,建立健全平安事故快速反响机制、质量追溯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切实提升平安治理现代化水平.要进一步深化信息网络治理.全力构建法律标准、行政监管、行业自律相结合的信息网络治理体系.对网上重点人员、论坛、公众号等建立信息库,严格落实网上有害信息监管和查处机制,保证不发生有重大影响的网络平安事件.四要深入推进基层根底建设.要持续完善社会治理根底建设.进一步增强社会治理组织建设,提升乡镇〔街道办〕综治中央、派出所、司法所、人民法庭、派驻检察室等的标准化建设水平,推进信访接待中央、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央、公共法律效劳
中央建设,保证到2022年全面到达建设标准.要不断壮大社会治理队伍
力量.建立健全人民警察、网格员、调解员、法律效劳工作者等人员的日常治理、教育培训、考核奖惩等制度,推进专职群防群治队伍正规化建设.要全面开展“六无〞平安村〔社区〕创立活动.将村〔社区〕无黑恶、无毒害、无邪教、无命案、无重大平安事故、无群体性事件的创立要求,纳入本地区社会治理创新工作总体布局,切实加大组织领导和支持保证力度,保证创立活动有人抓、有人管、有成效.五要深入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建设.要切实增强网格化效劳治理.加快推进“一村一网格〞建设进度,抓好网格力量整合工作,增强网格力量配备.要全面提升公共效劳水平.
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加快“互联网+政务效劳〞建设,构建以流动人口为重点、覆盖全部实有人口的动态效劳治理体系.要加大对特殊人群动态治理效劳力度,根据“六位一体〞的监护责任,切实加强对重点人群的分类治理.要扎实开展社会心理效劳.坚持把社会心理效劳融入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加快社会心理效劳队伍和机构建设,建立“心理卫生人才库〞,健全社会心理效劳疏导、干预机制.
篇七：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推进会上的讲话
作者：暂无
来源：《社会治理》2020年第5期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这一要求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维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子系统，也是社会治理在市域范围内的自然延伸。如何按照国家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准确把握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科学内涵，精准搭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逻辑框架，切实做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试点实践，是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本期专题试图对此进行分析，并希翼从部分城市所进行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实践探索中得到借鉴和启示。
篇八：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推进会上的讲话
关于落实好社会市域治理现代化工作表态发言
关于落实好社会市域治理现代化工作表态发言
社会市域治理是
新时期实现某某县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环节，牢牢把握，就
可以起到“一子落而满盘活”的效果。某某镇地理位置特殊，是县城所在
地，下辖有40个行政村，其中18个城中村，22个城外村，可以说是
“市域”到“乡村”的承转之地，是落实社会市域治理工作的攻坚之地。
某某镇会高度重视，带头做好此项工作。
一是思想高度重视。将社会市域治理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政治任务，定期召开党委会专门研究，压实责任、齐抓共管。推进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确保社会治理的常态化良性发展，为“三创四建”工作保驾护航。
二是强化信访稳定。每周一邀请律师到某某镇综治调解大厅为群众答疑解惑，每周进行一次矛盾纠纷排查，每日由一名领导班子成员到信访大厅接访，将群众反映的问题及时吸附、解决在当地，将传统的矛盾“中转站”变为问题“终点站”。同时充分发挥“三位一体”调解模式的优势，把党支部、党员先锋队的作用发挥到村级公益事业兴办、村级重大事件决策等工作中，从源头上化解信访矛盾，争取全镇无访村数目达到80%以上。
三是强化综合服务。改变传统乡镇“一把抓”的工作思路，充分发挥好某某镇综合服务中心作用，将上级下放的审批职能、公共服务职能规范公开到位，执行落实到位，让城乡群众少跑腿,让信息多跑路。同步健全公共服务评价机制，切实将评价的“表决器”交到城乡群众手中，倒逼服务能力服务水平不断提高，让优质资源、优质服务从城区“高地”流向农村“洼地”()。
四是强化管理引导。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社会治理网格，利用好乡镇综合执法队的执法力量加强统一管控，对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严厉打击，形成肃正之风；利用好线上线下双通道进一步加强对上级政策、法律法规的普及宣传，逐渐实现城乡跟风随俗向守规守法的民风转化。
篇九：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推进会上的讲话
2022年乡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总结3篇
2022年乡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总结1
为推进我市市域社会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文体旅游局结合工作实际，制定2021年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计划如下：
一、组织开展“平安校园”、“平安景区”、“平安市场”等平安建设活动
加强文旅市场执法监管，将专项整治行动与日常巡查紧密结合，依法规范文旅市场。开展校园周边文化市场专项整治，对网吧经营场所、书店等场所进行了拉网式的清理整治，为广大学生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并着力促进全市A级景区安全监管工作，开展“平安景区”建设活动。
二、强化行业治理，规范市场经营秩序
突出重点，加强市场巡查和线索排查，开展文旅市场专项整治行动。对全市的文旅市场开展线索排查和执法检查，及时掌握辖区内市场情况，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查处。
三、强化普法宣传，开展法治宣传培训活动
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开展法治宣传培训活动，利用以案释法、提高文旅市场经营业主守法经营意识。
2022年乡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总结2
为了推进我市市域社会管理体制和管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安全性，文体旅游局结合实际工作，制定2021年市域社会管理现代化工作计划如下
一、组织开展平安校园、平安景区、平安市场等平安建设活动。
加强文化旅游市场执法监管，将专项整治行动与日常巡逻紧密结合，依法规范文化旅游市场。开展校园周边文化市场专业整备，对网吧经营场所、书店等场所进行网络整备，为众多学生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并着力促进全市a级景区安全监督，开展平安景区建设活动。
二、加强行业管理，规范市场经营秩序。
强调重点，加强市场巡逻和线索调查，开展文旅市场专
业整备行动。对全市文旅市场开展线索调查和执法检查，及时掌握辖区内市场情况，依法调查违法行为。
三、加强普法宣传，开展法治宣传训练活动。
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开展法治宣传训练活动，利用事件解释法，提高文化旅游市场经营者的守法经营意识。
2022年乡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总结3
为深入贯彻落实xxxxx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全国农村基层党委、党支部工作座谈会的会议精神，按照坚持党的领导、改革创新的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创建幸福村居为抓手，促进市域社会治理平稳发展。根据中央、省委和市委关于大抓基层的部署，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力争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开展基层平安创建活动，以基层治理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从源头上清除基层的不稳定因素，解决基层矛盾问题，完善农村“三资”管理，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指导核心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解决市域内影响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突出问题为着力点，解决民生问题，提高服务水平，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深入推进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基层和谐稳定
1、深化矛盾排查化解工作，围绕涉农问题，开展专项治理活动，坚持和完善每月摸排调查机制，做实工作台账，落实到人、限期化解。
2、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妥善解决土地管理、环境保护、农村黑恶势力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打击基层涉黑犯罪，査处基层党员干部失职、渎职、涉农领域违纪等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3、加强维稳分析研判，落实和加强对基层维稳形势的分析研判，推动维稳工作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源头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
4、切实解决历史积案，对“钉子案”“骨头案”实行一案一策，落实包案领导和责任人，限期解决，认真总结发现共性问题，推动面上问题的解决，依法推进信访积案化解，解决信访积案和群众合理合法诉求，切实把上访问题解决在市，域范围内。
(二)深入推进涉农土地问题整治，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5、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征地补偿款，积极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开展自查自清，逐项落实整改，3年内全面完成清理任务。
6、落实农村留用地。建立历史用地台账，力争用3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全镇留用地历史欠账。
7、集中开展农村土地“三乱”问题专项治理。对农村乱占、乱卖、乱租土地问题进行摸底排查。
(三)深入推进农村土地权益保护，规范农村“三资”管理。
8、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工作，认真研究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尊重农民意愿，认真做好确权工作。
9、加强农村“三资”管理，抓好农村产权流转管理服务平台建设，加快完善平台体系的应用开发、监督管理，规范化运用。
(四)深入推进农村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统一规范公共服务运行。
10、大力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建设。加快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统筹整合服务资源，建设多功能综合服务中心，实现机构人员、场所挂牌、流程内容、信息系统、经费保障五个统一。
争取到2022年建成文化体育、卫生计生、就业保障、食药安全、警务治安、人口党建、法律服务等于一体的多功能公共服务平台，全面实现“有机构、有牌子、有办公场所、有办公设备、有制度、有人员、有台账、有经费”。
11、推进基层民主和法制建设，完善“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
(五)深入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化党的领导核心地位。
12、强化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明确基层党组织的职责，突出党组织的人事安排权、重要事项决定权。
13、规范村极组织运作，全面实行班子联席会议制度和党群联席会议制度，明确操作流程。
14、持续整顿软弱涣散组织，制定三年行动计划
(2020---2022)，按比例排查整顿，形成常态化机制。
六)其他方面
创建工作开展以来，我镇将“三零创建”与市域社会治理相结合，坚持边扫边治边建边创。设置了专门的域社会治理办公室，域社会治理领导组及各项职责。
因xx镇位于城郊，按照市委的指导意见，结合工作实际，我镇制定了十户联防、五级联动、三村联控的“1053”工作法。以十户为一个单元，推选出一位政治素质高、工作认真负责、在群众中有威望的党员(或群众)担任网格长，积极发挥“监控员”“宣传员”角色，认真落实人防、物防措施。五级联动抓落实。包镇市领导、镇干部、村“两委”主干、网格长、个户五个层级形成联动机制。
篇十：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推进会上的讲话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工作推进会上讲话例文稿
12021年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范文稿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紧紧围绕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紧扣问题导向、紧盯村（居）民需求，加强网格建设，着力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最大限度调动一切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但随着社会转型的逐步深入，我区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显现，社会流动加快，征地拆迁、环境保护引发的矛盾持续增多，收入差距加大，群众的利益诉求日趋多元，网络信息鱼龙混杂，对社会治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区委、区政府必须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对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提出的新思想、新要求，以基层党组织建设为关键，以政府治理为主导，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构建现代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一是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__所作的十九大报告高度重视社会治理问题，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对社会治理问题进行了阐述，明确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这是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建设背景下提出的客观要求，也是解决新时代中国主要矛盾的必然选择，既决定了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也决定了国家的长治久
安。区委、区政府要充分认识社会治理的丰富内涵和重要意义，深入学习贯彻__对社会治理提出的一系列指示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更加注重落实责任、明确任务，把服务工作做到群众身边，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为建设“X”新X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是进一步推进多元治理。以强化党建引领促共治。突出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强化政治引领功能和服务群众职责，充分发挥村（社区）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选优配强党组织书记，全面提高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找准党建工作与社会治理工作的最佳结合点，积极搭建实践载体，引导居民自治组织、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共建互融、协同推进。以深化民主协商促自治。加快基层治理民主进程，健全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机制，强化村（居）委会两大主体自治功能，进一步创新推动村居事项“五议决策法”，总结推广社区党组织、社区共建理事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社区单位、社会组织“多位一体”的自治共治机制建设，积极探索以小区院落协商议事、楼道单元定期协商等“微自治”机制，创新形成社区、小区、楼栋、单元等各层面议事、决策、执行、监督于一体的自治体系。以亮化先进典型促德治。广泛开展X好人、五好家庭、文明家风等评选活动，树立一批
亲近可学的身边典型，形成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守望相助的良好氛围，使共商共治成为社区（小区）居民共同的行为准则和价值理念。以优化矛盾调处促法治。培育发展社区民间调解组织和调解品牌，通过聘请
“两代表一委员”、党外代表人士、老党员、老干部及乡贤担任“调解专员”等形式，定期进社区（村组）接待居民群众，了解掌握民声诉求和矛盾纠纷，从早从快从小发现、调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三是格管理。健全制度保障。贯彻落实省两办下发的《关于创新网格化社会治理机制的意见》文件精神，在充分吸收外地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制定出台我区创新网格化基层社会治理的实施方案，明晰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时间表”“路径图”和“责任清单”，有序推进基层治理各项改革。统筹整合“一张网”。在梳理有关职能部门已建基层网络的基础上，遵循管理服务精细化、整体效能最大化的原则，打破部门系统单线壁垒，科学合理划分网格，尽快形成规范统一的全要素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努力做到不重复、不遗漏、全覆盖、无缝隙。加大财政保障。在政府主导下，有效整合基层自治力量，明确网格管理员的工作职责、人员配备和财政核拨标准，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最终实现“人到格中去、事在网中办”。
四是进一步完善联动机制。在加大“三社”（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力量）联动的同时，加强机关、事业单位乃至国企基层组织
与“三社”的联动，进一步整合资源、加强沟通，及时了解民情民意，真正做到“大事共议、实事共办、要事共决、急事共商”，真正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打牢基层社会治理坚实的基础。
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战略布局，不仅仅体现的是重要性和必要性，也体现了复杂性，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座的各位不仅是社会治理的对象，也是主人翁、治理者，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做好社会治理的
相关工作。各位常委、各位委员要继续秉承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理念，进一步做好基层社会治理工作调研，提出更多有针对性、有效的意见和建议，助推X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水平得到新提升，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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