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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现状与思考(毕节高枝建) 【优秀范文】

时间:2022-11-29 13:40:05 来源:文池范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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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现状与思考(毕节高枝建)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现状与思考(毕节高枝建)

  新时期打工族的新问题

  ——毕节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现状与思考

  毕节市就业局

  高枝建

  毕节市位于贵州省西北部,地处川、滇、黔三省交界处,全市辖7县2区,总面积近2.69万平方公里,现有户籍人口852万人,其中农业人口就达789万人。作为农业人口大市,稳步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实现脱贫致富,一直是全市扶贫攻坚、发展经济的主要抓手之一。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积极成效

  毕节市地表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土地石漠化严重,可耕种土地面积较少,是乌蒙山连片扶贫地区之一。土地贫瘠、人多地少、封闭保守的现实困境一直阻碍着全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1988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亲自倡导,并报经国务院批准建立了“开发扶贫、生态建设”毕节试验区,为毕节市摆脱贫困落后、实现跨越发展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自此,引导和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就成了促进农民增收、实现脱贫致富的一条重要途径,全市劳务经济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通过各级政府部门近30年的努力,我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成绩显著,外出务工人数逐年递增,劳务经济总量逐年攀升,2012年外出务工人数达到171万人,其中跨省就业人数近126万人(见图1)。

  图1:

  2001801601401201008060402001711471311119057.4335745635066537554709983120126毕节市2003年—2012年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数(单位:万人)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期末在外就业人数期末跨省就业人数2011年2012年

  受生活习惯、气候、企业工资待遇等因素影响,我市跨省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主要分布在广州、浙江、福建、江苏、上海、深圳等珠三角、长三角地区(见图2),初步估计,全市外出务工人员年创劳务收入可达220亿元。

  图2:

  毕节市2013年跨省务工人数分布图广东浙江其他省区福建江苏上海深圳山东云南安徽

  然而,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所持续的20多年时间里,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方式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使得人口流动的频繁性和随意性大大增加,政府部门的社会服务面不断扩大,社会事务处理的数量和难度也陡然剧增,致使既有的政策条例和行政手段已不能完全适应新的劳动力转移就业形势,部分政府就业部门逐渐显得力不从心、身陷被动尴尬的境地,由此相伴而生的诸多问题,如不及时加以调查、分析和解决,势必会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现实困境

  纵观我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所持续的20多年,农村劳动者素质低、就业竞争力弱、就业稳定性差、权益维护难等现实困境,仍然严重制约着转移就业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农村劳动者整体素质仍然偏低

  据初步统计,全市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6年,低于全省7.03年,农村劳动者的平均文化知识水平更是不堪设想。此外,农村劳动力的技能素质也与企业的要求极不匹配。尽管我市自1988年起就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但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工作却是从2006年获得省劳动厅批准后才开始的。2006年-2012年,全市已完成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城乡各类劳动者、农村实用人才实用技术等各类培训150万人次,通过培训已有3万多人取得了初级以上职业证书,但这与全市40多万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需求相比,却显得杯水车薪、微不足道。全市农村劳动力整体技能素质偏低、就业竞争力弱的现状仍未有明显改观,这已成为制约我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一大瓶颈。据笔者初步分析,造成我市农村劳动力整体技能素质偏低的原因主要有:一是针对农村“两后生”的中等职业教育水平较低。市教育部门公布了一组数据,“2008年,全市有37066人参加普通高考,仅有6810人考入本科院校,有9143人考入专科学校,有一半多的高中毕业生不能进入他们理想的大学。2009年全市有初中毕业生12万多人,而全市普通高中学校最多能容纳的新生不足4万人,有8万多人不能进入普通高中学习”,这组数据叫人不得不对农村中学生的出路问题倍感担忧。2013年7月开始,我市全面实施“9+3”义务教育及3年免费中等职业教育计划,从秋季学期起,全部免除中等职业教育在校学生学费,让许多中学毕业未进入高中或大学的农村中学生看到了人生的路标。然而,我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规模小、师资弱、资质低、专业科目少、开设专业实用性低的现状,再一次让问题陷入僵局。许多学生进入职校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拿到国家承认的相关技能证书,找到薪酬较好的工作,但市内的中职学校由于资质低,不能发放相关技能证书,且中职学校普遍存在重理论灌输、轻实践操作的现象,学校教师的专业水平更是参差不齐,许多中

  职学校得靠政府行政部门强行给学校压任务才能保证生源。结果却是,许多中学毕业的农村学生要么直接外出打工、要么到市外较好的职业学校求学,部分学生即便是进了本地中职学校,但却安不下心、稳不下来。待到毕业来临,中职学校的毕业生和部分初中毕业甚至是未毕业的学生一道,在独立择业、就业和自主创业等方面所表现出的能力实则令人堪忧;二是农村职业技能培训经费紧缺。我市所辖县(区)自2009年实行“县财省管”改革以来,尽管县(区)政府有了相对独立的财政支配权,但由于省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还不大,加上县级财政的匹配能力较弱,各县(区)财政投入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的能力十分有限。更为严峻的现实是,各县(区)解决劳动技能培训的经费基本来源于上级转移支付的就业专项资金,而现阶段就业资金的支付范围除农村劳动技能培训外,还包括公益性岗位补贴、就业小额担保贷款贴息、灵活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职业介绍补贴等刚性支出,由于近年来公益性岗位补贴和就业小额担保贷款贴息资金的使用比例逐年剧增,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培训经费的支付空间,县级就业专项资金明显已是入不敷出、压力巨大;三是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体系仍不健全。第一,在监督管理方面,市级培训管理部门因人手不够、上下级职能不顺等原因,对全市培训机构的管理往往仅限于每年进行一两次实地检查,年终审核一下资质材料,确定其培训资质而已,各县

  (区)培训管理部门也因类似的原因,对培训机构很难做到实时督查、全程监管。第二,我市目前培训工作的基本流程是:省级下达培训指标→市级培训管理部门将指标分解各县→各县培训管理部门再将培训名额安排给有资质的各家培训机构→各培训机构自行招生、培训→县级管理部门汇总培训资料和数据上报市级→市级培训管理部门汇总上报省厅。这种自上而下的运作模式直接产生的两个弊端便是:其一,有培训意愿的劳动者往往因无法提前获知、也无任何便捷途径获知培训信息而得不到培训。有的四处打听之后找政府,政府推给培训学校;找培训学校,要么名额满,要么过了期限,有时还要遭受冷言冷语;其二,各培训机构在近乎自制的状态下“各念各的经”,极易导致走过场、虚报造假等现象。第三,培训信息发布渠道窄、覆盖面小,培训课程单一、量少、时短,导致培训实效差、农民培训积极性低。在我市,培训信息发布缺乏面向大众的政府权威性平台,而培训机构发布的培训信息覆盖面更是极为狭窄,多数农村青年对政府部门组织开展的免费技能培训几乎毫不知情。且由于我市多数农村青壮年常年在外务工的现状,更加剧了政府部门下乡找人培训难与城镇打工青年找政府机构培训难之间的矛盾。想培训的农村青年抱怨没有门路,而参加过培训的也在抱怨走过场。农民工对培训工作的态度由不满到茫然,再到冷漠,培训管理部门和培训机构的工作被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我

  们应充分认识到,培训模式的尽快改革,培训信息发布平台的建设、统一和规范,以及培训监督管理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实则决定了我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的成败。

  (二)农民工享受的社会公共服务水平仍然较低

  外出农民工在维权、子女上学、就医、养老、住房等方面的矛盾仍旧十分突出,大大影响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稳定性。农民工欠薪案件频发,吃苦卖力之后却又还要踏上茫茫讨薪路,而有的欠薪案件已远远不止拖欠工资那么简单,不法企业暴力镇压、推诿逃匿、甚至利用黑恶势力威胁殴打等恶性行为已超出了劳动部门的执法范围,也超出了善良本分的农民工所能承受的心理底线。“跳楼讨薪”、“堵路讨薪”、“卖儿讨薪”等字眼一次次考量着社会对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建设的思考。如何能在农民工权益保障上迈出建设性的一步,挡住负面现象导致的农村劳动者向外转移就业意愿受挫甚至是因此步入歧途、报复社会等恶果的发生,不仅是劳动部门应深思的,更是政府各部门应共同研究探讨、及时加以解决的问题。此外,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让农民工在住房、子女上学、看病、养老等方面与城市脱轨,农民工在城市被边缘化,“人在心不在”成了农民工普遍的心理状态,对城市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导致农民工常年处于候鸟式的生活状态,这既阻碍了我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成果的巩固和继续推进,也严重制约了我市依托劳务经济加

  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步伐。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新动向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也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呈现出市外转移规模趋缓,返乡创业就业递增,政府有组织输出下降等变化。

  (一)市外转移就业规模趋缓

  在市内经济快速发展、就业岗位不断增加等有利因素的影响之下,我市农村外出务工人数增幅将逐步趋于平缓。据人社部门初步统计,我市近年来在外就业人数2010年有130万人,同比增长32.6%;2011年有146万人,同比增长12.3%;2012年有170万人,同比增长16.4%。结合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实情,出现这种现状的原因:一是我市市内农村劳动力资源因长期向外输出而大幅减少。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劳务输出工作至今已开展了近25年,我市在外就业人数已达170万,全市劳动力转移已由起初的无限供给转移阶段步入到现今的有限剩余转移阶段,大多数农村劳动者选择长期在外就业,过着近似于城郊居民的生活,有的甚至在外购置了房产,全家定居于所就业的城市,这造成每年可向外转移的劳动力资源逐年减少;二是市内大量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吸纳了相当一部分劳动力。随着我市工业化、城镇化战略的深入实施,以及国发2号文件的大力助推,我市机场、铁路、高速公路、市政设施、新城区扩建等工程全面上马,催生了大量

  就业岗位,大量农民工守在家门口便可实现就业,外出就业的意愿有所下降;三是市内工资待遇、工作和生活条件与市外的差距明显缩小,吸引了本地劳动力就地就业。近年来,随着我市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市内平均工资待遇与沿海、江浙一带务工地的差距逐年缩小,市内工作环境和生活娱乐设施也有明显改善,出于生活成本、子女入学、照顾父母等因素的考虑,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倾向于选择在市内就近就业。

  (二)返乡创业就业人数递增

  2011年,我市农民工返乡创业人数达13799人,较2010年10863人增加了27%,2012年达18590人,较2011年增加了34.7%。农民工返乡创业人数占农民工外出务工人数的比重,2010年为0.87%,2011年为1.04%,2012年为1.11%。今后几年,返乡就业和创业将逐步成为在外农民工的一大流动趋势。这一趋势与我市近年来大力实施“工业强市、生态立市、旅游兴市、城镇化带动”发展战略的关系密不可分。在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大背景之下,我市机场、高速公路、水利基础设施、旅游和城镇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全面铺开,为本地劳动力就地转移就业和农民工返乡重新就业提供了大量的岗位。同时,在政府一系列创业扶持政策的吸引,以及全市12个产业园区、100个小微企业创业园、24个特色小城镇返乡农民工创业园的辐射带动之下,我市农民工

  返乡创业人数呈逐年递增之势,返乡创业人数占外出务工人数的比重也在逐年增加。2013年7月,全市返乡农民工已达20万人,其中6万余人成功实现了创业,带动当地劳动力就业29万多人。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渐以自发性为主

  近年来,我市各级就业服务部门有组织转移农村劳动力的人数逐年递减,绝大多数农村青年劳动力通过自发联络外出就业。实际上,之所以形成这种现状,除政府部门服务功能不完善的原因外,更有着道路交通设施的改善,通讯工具的普及和提升,农村劳动力外出择业能力的提高,农村青年择业就业观念的变化,农村人口流动性加大,基层部门人口组织和管理难度的增加等客观原因。

  1、交通通讯设施的改善,增强了农村劳动者自发性外出就业的能力。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现代社会便捷的通讯手段,以及道路交通设施的大幅改善,出门打工相对于上世纪80年代已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移动电话的普及畅通了就业信息的交流渠道,毕节机场、杭瑞高速毕节段等高速网络的建成,更是缩短了外出打工者与发达城市间的时空距离。只要从亲朋处获得可靠的就业信息,出门上车便可直达目的地,这种灵活的外出方式是政府部门无法准确掌握、也无法提前获知或是搞追踪调查的。

  2、多年的外出经历和磨练,使农村劳动者独自出门就

  11业的能力大大提高。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打工热,使得多数打工者在常年的奔波历练中,摸索总结出了一套出门找工作的经验和套路,积累了一定的人脉和信息资源,能迅速获知异地更好的就业门路,而政府部门提供的就业信息相比之下则显得量少、范围窄且时间滞后,由此导致多数农村劳动者出门前更多的选择通过亲朋寻求就业帮助,一来可信度高,二来出门在外有个照应。

  3、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惰性、散漫的性格缺陷,加大了政府部门有组织输出的难度。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农民工,被社会冠以新生代农民工的称谓,因为有着父辈打工所积累的一些财富,生活质量显著提高,但也让他们中的大多数滋生了不求奋进的惰性思想。而且,他们实际上是在“留守”中长大的一代,身心布满了创伤和阴影。虽然20世纪以来“留守儿童”问题已开始引起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但人们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其实“留守儿童”问题早从80年代就出现了,而今长大的这一代所谓新生代农民工,其实正是已经成年的第一代“留守儿童”。从小思念着远在他乡打工的父母,被迫与年迈的爷爷奶奶相依为命,生活无人关心,学习无人辅导,小小年纪留守乡村便要撑起家庭重担的生活经历,使他们有着与完整家庭的同龄伙伴完全不同的价值观、人生观和社会观,叛逆放荡、自我主义、无视法纪、生活习惯差、行为举止不端、心里承受能力弱等等问题,成

  12了他们身上显著的标志。综合看来,新生代农民工的个性缺陷,成了政府就业部门有组织开展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中面对的一大难题。如何帮助这批农民工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如何对他们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组织、培训、输出工作,如何让他们进入企业后服从管理、安心就业、实现自我发展,如何引导他们在权益受到侵害时通过合法途径寻求政府救助等等问题,都在表明:对待新生代农民工,除了要求就业部门抓好培训、组织工作外,教育、司法等部门对这一特殊群体后天的道德重塑和精神世界的关注,以及社会对他们的接纳、认同和引导同样至关重要。

  4、农村人口的超流动性,既给基层政府部门的管理增加了难度,也给政府有组织转移就业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相对于喜好频繁跳槽的城市白领一族,农村青年换岗的随意性和流动范围之大,已然大大超出前者。在乡镇,基层人口的流动性导致的结果是基层政府部门权威的降低。以毕节市七星关区为例,在距离城区仅20多公里的长春、朱昌等乡镇的较远村落,30岁以上50岁以下外出青年劳动力就占到了这些乡镇劳动力人口的80%以上,每年的村支两委会议也是多以老幼群体为主,基层政府宣传、组织和管理能力急剧下降。这种现状使得县级就业部门试图通过基层乡镇部门进行政策宣传和发动劳务输出的设想成了一种奢望。在我市经济较为落后的威宁、赫章等县(区)边远乡镇,这种现象更

  13是普遍,基层乡镇,尤其是村级行政部门在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中的功能已是微乎其微。

  面对我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的主要困境和变化趋势,在思考如何应对之前,还有几个我们平时工作中尚且模糊的问题需要先行探讨并加以厘清。

  四、对几个模糊问题的探讨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共性问题

  某些评论对新生代农民工典型特征的概括是:文化水平、就业期望和权益保护意识有所提高,就业动机以自我利益为主等等。这种概括虽并无不当,但也尚缺准确性。如前所述,结合我市农村实际,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是长成的一代“留守儿童”,从小不健全的成长环境和笼罩心灵的阴影,使他们身上充满了诸多缺陷和问题。忽视这一实际,就是忽略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中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以往就业部门单纯讲宣传、讲服务、讲发动,却往往费力不讨好,农民工输出后就业稳定性差、流失率大,用人企业也在抱怨素质低、管理难,其原因就是忽视了新生代农民工身上根深蒂固的“先天缺陷”。如何成功引导新生代农民工转移就业,需要我们人社部门协同共青团、教育、公安、司法等部门,通过多种途径、寻求多种手段,想方设法抓好新生代农民工后天的道德教育、法制教育、心理矫正等工作,帮助他们重塑健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引导他们走踏实勤奋、自力更生

  14的创业就业之路。同时,相关部门更要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还未踏出校门的在校“留守儿童”的思想道德教育、文明礼仪养成、心理疏导、关爱帮扶等工作,为“将来的外出劳动力”把好素质关。

  (二)就业服务部门的功能定位问题

  如前所述,劳务输出工作已开展20多年,向外输出形式已转为农村劳动力自发性输出为主,政府组织引导为辅。且根据08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规定,就业工作要坚持“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部门促进就业”的原则,政府部门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中应遵循劳动者自愿的原则,强调引导和服务为主。这充分说明,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中,就业服务部门要着重抓好的是宣传、引导、咨询等服务,坚持劳动者自发性转移就业为主,任何行政强制性行为都是有悖市场规律的。

  (三)转移就业与劳务输出的异同问题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指农民转移到农业生产以外的第二、第三产业就业,本质上是一种产业转移。劳务输出是指农民到所在县以外的地区就业,实质上是一种地域转移。一般说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包括劳务输出,劳务输出只是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一种途径。但两者共同的目的都是为了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充分认识到两者的异同,既有助于避免我们工作中片面地将劳务输出等同于劳动力转移就业,更有助

  15于我们政府部门放开视野,从农产品加工与包装、民间手工艺品制作、旅游服务业发展、民间文化品牌打造等方面找到更多的渠道供农村劳动力实现转产就业。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既是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整体素质、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手段之一,也是破解我市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的一条主要思路。因此,清除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中的主要障碍,是各级党委、政府,尤其是各级就业部门的当务之急。

  五、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现状的思考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政府各个部门,其中的某些问题是人社部门逐步改进工作思路、完善措施可以逐步解决的,而更多的问题则是需要各级地方党委、政府以及人社、教育、农业等部门的高度重视,各部门分清职责、通力配合才能解决的。

  (一)人社部门保障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持续、健康和稳步推进的思路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可以从加强基层服务平台建设、完善人力资源服务体系、健全职业技能培训体制、加强区域劳务交流等方面入手,进一步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1、要加强基层就业服务平台建设。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的目标在乡镇、范围在农村,因此,就业服务部门大

  16量工作就应依托基层就业平台来实施才能更有实效。首先要按照“六到位”的要求全力保障基层就业平台的人员、经费和设备。其次要依托基层就业服务平台覆盖面广、贴近农民的优势抓好人力资源台账建立、人流监控等工作。利用基层就业平台开展好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摸底调查工作,建立台账,进行动态监控,定期作出人力资源流动分析调查报告供政府参考,以便政府部门及时掌握劳动力流动和分布状况,适时制定科学引导农村劳动力资源流动的方针政策。

  2、加强人力资源服务体系建设。要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健全人力资源市场,完善就业服务体系”的精神,加强人力资源市场建设,通过各级人力资源市场、网络信息化管理平台,畅通就业信息发布渠道,适时向社会发布真实、权威的招聘信息,方便广大农村劳动者及时查询就业信息,了解最新就业扶持政策。

  3、加强民营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管理和指导。各级就业服务部门要加强对劳务派遣机构和职业中介机构的管理,规范其职业行为,督促其合法、诚信开展中介服务。同时,每年定期举行劳务中介机构星级评定活动,对诚信度高、群众评价好、成绩显著的机构授予星级表彰,并大力宣传突出示范带动效应,提升星级职业中介和劳务派遣等机构在社会诚信体系中的地位,让广大农村青年在外出就业前有权威可信的中介机构进行咨询,避免外出务工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14、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建设。严格监督管理职业技能培训,严肃相关培训政策和规章制度,让技能培训工作取得实效,切实发挥技能培训促进劳动力转移就业、打造地方劳务品牌的作用。一是改变以往自上而下安排培训任务的运作模式,建立自下而上的培训模式:政府培训管理部门对农民工培训需求进行调查→培训管理部门根据调查情况设立培训科目并向社会公布→公布期满后管理部门根据各培训机构资质和办学条件分配培训科目和名额→培训管理部门通过权威信息平台发布培训通知→各培训机构根据培训通知安排组织报名→培训管理部门统计各培训机构报名情况并进行统一调度和调整→培训管理部门发布开班指令→培训管理部门严格开展培训期间巡查→培训结束后培训机构将培训情况汇总上报→培训管理部门抽查本期各机构培训质量。同时,培训工作要逐步固定报名、开班和考核时间,固定培训信息的发布平台、发布形式和发布机构,每年定期举办培训,以此为基础逐步形成长效机制,方便有培训意愿的农民工及时参加培训。只要培训前期宣传动员工作到位、培训科目设置合理、培训质量高、培训信息查询平台便捷完善,每年完成省级下达的培训任务并不是难事;二是完善培训奖惩机制。各级培训管理部门要逐级与培训机构签订责任书,定期对培训机构进行检查、评比,重奖培训质量高、效果好的机构,对弄虚作假的培训机构除吊销资质外,还要进

  1立好业,消除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中的一些不良隐患。

  3、从农村妇女青年入手,为转移就业工作提供保障。团委、妇联等部门要积极做好针对农村劳动者,尤其是青年劳动者和留守妇女的帮扶工作,建立长效的困难扶助机制和创业激励措施,帮助广大留守妇女自谋职业,扶持广大农村青年自主创业。同时,充分利用各种文娱活动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满足广大农村劳动者的精神文化需求,力求从政策上、宣传上和精神上增强农村青年和妇女创业就业的信心、勇气和能力,通过一系列手段想方设法确保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大后方”的和谐稳定。

  4、从村级政务管理入手,为转移就业工作搭建平台。地方政府要继续探索、创新村级行政机构的管理模式,加强村一级机构的制度建设,从公开财务和政务、增强选举透明度、狠抓农业基础设置建设、加强乡村治安管理等方面着手,逐步提高村级行政机构的权威性和诚信度,让村支两委的威信逐步提升,让村组的号召动员力量逐步增强,为今后在农村更好地开展好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搭建有力的工作平台。

  本文通过以上文字,就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进行了一番探讨,但这也许只是“管中窥豹”,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惟愿通过这番论述,引发相关部门、相关人士的关注,以期让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破除瓶颈、理清思路、找准方向、顺畅直达。因为,只有深刻分析和认识转移就业工作的现状,深入进行论证和研究,才能及时找准“药方”,消除转移就业工作中的障碍。同时,我们也应深刻认识到,农民工作为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固定存在的一个社会群体,注定了要想解决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中的诸多问题,不能仅仅从解决好就业、发展好经济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还要立足社会公共事业管理的视角,综合考虑农民工在住房、子女入学、权益维护、医疗养老保障、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的需求,才能找到更加妥善也更加有效的解决措施,为逐步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的规模开创更加良好的局面。

  二〇一三年九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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