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的党天下8篇储安平的党天下 一片青山了此身——罗隆基罗隆基（1898～1965）江西安福人，字努生。早年留学美国。曾任清华、光华、南开、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新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储安平的党天下8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储安平的党天下
一片青山了此身——罗隆基罗隆基（1898～1965）江西安福人，字努生。早年留学美国。曾任清华、光华、南开、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新月》杂志主编，北京《晨报》社社长，天津《益世报》主笔等职。他1941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代表民盟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并任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他在1958年1月26日，被划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这个身分远比他的任何学位、职务、头衔，要响亮得多，也知名得多，且保持终身，直至亡故。此外，他还是毛泽东亲自圈定的章（伯钧）罗（隆基）联盟的二号人物。1957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了整风运动的指示，并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运动，帮助整风。罗隆基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被概括为“平反委员会”，和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并称为中国右派的三大“反动”理论。此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各种批评，而且被扣上了“章罗联盟”的帽子。在后来的七八次批判会上，大家表示了极大愤慨随即对罗隆基的反动言行进行了有准备的揭发批判。使心力交瘁、气血两空的罗隆基，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从发誓“把自己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社会主义”，转化为承认自己“企图把民主同盟造成一个大党，同共产党分庭抗礼，这绝对不仅是思想认识上的错误，而是章罗联盟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阴谋活动。此后罗隆基从4级降至9级。罗隆基雄才大略，却又炫才扬己。忧国忧民，但也患得患失。他思维敏捷，纵横捭阖，可性格外露，喜怒于形。他雄心勃勃有之，野心勃勃亦有之。他慷慨激昂，长文擅辩；也度量狭窄，锱铢必较。有大手笔，也耍小聪明。他是坦荡荡君子，也是常戚戚之小人。中国官场的秘诀是少说少错，多说多错，不说不错。罗隆基终身从政，却口无遮拦。“古来何物是经纶，一片青山了此身。”从父母双亡，寡嫂收养到孤凄而死，尸骨无存，罗隆基始终是个漂泊无依的人。
篇二：储安平的党天下
今天您施密特了吗八月30th,2010|Category:政治-中国系列,道理《财经》，完整版。纸媒版因字数关系颇多删节。－－－－－－－－－－－－－－现在房地产商卖房子很有技巧。为了在激烈竞争中吸引买主，策略之一就是给楼盘起洋名。比如明明是六环之外一个鸟不生蛋之处的楼盘，美名其曰为“香榭丽舍”，隔壁那个楼盘则叫“莱茵河谷”，再隔壁那个叫“曼哈顿寓所”。为什么呢？听起来洋气呗。把产品打扮得洋里洋气以促销的，不仅仅是房地产商或者化妆品商，现在的学者们也深谙其道。比如，明明是推销专制思想，你绝不能上来就“董仲舒说过”，或者“张春桥指出”，你得说什么呢？你得说“施密特说过”。施密特是谁？你可能会问。这就对了——如果连你都知道了施密特是谁，某些学者还怎么拿他来装神弄鬼。其实施密特，这个中国思想界的新款LV包，无非是希特勒第三帝国时代的姚文元而已。1933年加入纳粹党并被任命为纳粹法学家联盟主席，二战后差点在纽伦堡受审判，由于拒绝“去纳粹化”而从此被禁在德国任教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半个世纪后被一群中国学者八抬大轿抬到了中国的学术寺庙里供奉，虽然我理解“出口转内销”是乡镇企业提高产品价格的捷径，还是感到情何以堪。比如，关于施密特，我国著名学者某某某、某某某和某某某分别写道：“在施米特看来，自由主义的毛病，就在于相信或幻想‘敌人’可以被转化或化解掉……自由主义者相信和平、理性、自由讨论和互利交换，但政治问题的最内在的核心，是‘保卫自己的存在方式’，是‘击退敌人’；它可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政治上的‘敌友之辨’不是玄学或纯思辨，而是最现实、最具体、最性命攸关的事情……自由辩论、私有财产、法律的形式公正和趋利避害的市民阶级理性都无法消解或转化政治的内在强度。”“在施密特看来，这种宪法至上的政治观念隐藏着深刻的政治危机。因为当一种政治力量准备摧毁整个宪政民主体制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政治陷入到施密特所说的‘非常状态’时，没有任何合法的力量可以挽救宪政民主体制……正是面对这种政治上最危急状态，主权概念才凸显出来了。换句话说，主权不服从宪政状态，而是在关键时刻拯救宪政状态。主权依赖的不是宪法，而是高于宪法的决断……施密特的理论实际上克服了自由主义的内在缺陷……正如施密特所说的，政治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人与朋友。在敌人与朋友之间，不存在自由的问题，只有暴力和征服。这就是政治的实质，自由主义者往往不敢面对的实质。”“把宪政搞成自由主义的法治形式，根本误解了政治形式的实质。施米特的决断论的含义是协调或并置政治原则和自由原则，强决策的国家并不缩减任何市民社会的自由成份。纯粹法学的自由主义宪政观念过于理想化，认识不到其中仍然存在国家的主权问题，自由的法治仍然必然表现为政治的专权。看不到自由主义国家中的政治（划分敌友）现实，要么是幼稚的，要么是自欺欺人。”上述引文只是施密特中国粉丝团的众多言论之三而已，而且是我从上述学者们迷宫一般的文章里颇费周折地挑选出的三节最接近汉语的段落。由于字数关系，我只能挂三漏万。其实仔
细一读呢，粉丝团的言论大同小异，翻译成大白话无非是：当社会的利益或者观念分裂到一个极端程度时，自由主义主张的理性辩论就可能没用了，而需要“主权者”分清敌我，借助于强力打击敌人。我不知道这样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意思为什么非要左一个“政治的反题”右一个“价值的僭政”来表述，甚至为什么需要绕道施密特来表达，但表述方式倒是次要的，关键是内容的千疮百孔。如果我是上述学者们课堂上的学生，肯定忍不住举手提问：第一，我能理解“理性辩论”有不够用的时候，但谁来决定什么是需要“主权决断”的“紧急时刻”？57年储安平质疑“党天下”的时候情况够紧急吗？59年彭德怀庐山“反攻倒算”大跃进的时候紧急吗？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表现紧急吗？76年清明节民众缅怀周恩来的时候紧急吗？如果“主权者”可以大笔一挥随便指认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紧急时刻”，我们怎么办呢？第二，施老师说政治的本质是“分清敌我”，那么，谁来“辨别”敌我以及怎样辨别“敌我”呢？希特勒揪出了犹太人和共产党员，斯大林揪出了“富农”和“托洛茨基份子”，我们曾经揪出了“地富反坏右”，为了继续讲政治，下一步我们该按照什么标准揪谁呢？存款100万以上的人？一切爱看“非诚勿扰”这样低俗节目的人？破坏稳定的“发帖犯”？“越级上访”的人？袁腾飞及其粉丝？如果“主权者”一不小心得了被迫害妄想症，大笔一挥随便指认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敌人”，我们该怎么办呢？第三，就算“紧急时刻”可以为强权辩护，那么，如果政府可以“强权”人民，更强大的“霸权”国家“强权”我们怎么办呢？自认倒霉吗？如果B压制A是对的，为什么C压制B就是错的呢？比如，小布什在911之后的“紧急状态”下非常“决断”地分清了美国人民和恐怖分子的“敌我关系”，并一举发动了伊战“打击敌人”、“保卫自己的存在方式”，如此“决断”的领袖，怎么不见施密特粉丝团叫好、只见他们叫骂呢？是不是因为在恐怖分子炸了楼的情况下布什才“分清敌我”，彰显出他不如那些极左或极右独裁者想象力丰富？而真正的“决断力”必须表现在无中生有的能力里？第四，那个频繁出现的“主权者”是谁呢？某阶级成员吗？某党派成员吗？是公民吗？包括低俗节目爱好者、袁腾飞及其粉丝、存款100万以上的人以及发帖犯吗？如果不是公民，又是指谁呢？按什么标准认定？体重在100斤至130斤之间、双眼皮、不爱吃麦当劳这个标准如何？也许还应该加上一条“有生以来感冒次数为偶数”？其实，把施密特的逻辑推到极致，就是暴君或者暴民可以任意指定“敌人”、捏造不存在的“危险”、继而以“决断”的名义实施暴政，而这正是施密特能成为纳粹法学家的原因，也正是纳粹极权悲剧的逻辑链条，同时也是左翼极权悲剧的逻辑链条。回顾20世纪最大的悲剧，无一不是“主权者”在“紧急状态”下揪出“敌人”并施以“强力”迫害的情境。这样一个逻辑上漏洞百出、伦理上早已破产的理论，竟然被一大群中国学者作为学术地沟油回收过来，炒出油光滑亮的论文和书籍，搞得年轻学子谁不施密特一下都不好意思出门，这次第，怎一个正龙拍虎唐骏读博。不错，施密特的问题意识不是没有道理：自由讨论有其力不所及之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甚至可能依靠战争解决政治冲突（比如美国南北战争）但是这种对强力的诉诸前提是“迫不。得已”，即所有的对话空间都已被开拓和穷尽。换句话说，只有在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和哈贝马斯的“有效沟通”被穷尽的地方，施密特才可能有意义。但是在中国这种自由讨论仍然极
不充分的情境下讨论自由的限度，在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甚至都没出现的地方大谈施密特，好比一个300斤重的胖子刚减肥减了30斤，理论家们就开始对“他会不会太瘦了”这种“紧急状态”喋喋不休，问题意识错位到哪儿去了呢？直把加州当汴州了吧。此事的另一个有趣之处在于，施密特中国粉丝团中的核心人物们很多都是反西方文化霸权的民族主义者。作为民族主义者，却如此钟情于用生硬的翻译体语言、晦涩的西方文本、掉西方书袋的方式翻山越岭来说教中国人，便是我，也感到了传说中的“吊诡”。我说，爱国能从爱汉语的轻盈灵动、从直视普通中国人的经验世界开始吗？一个女孩一边桀骜不驯地说“漂亮是普世价值吗？”一边悲愤地掏出了粉饼、口红和眼霜，这我想起一个词，叫“自卑自负情结”。等等，我又想起一个词，叫“拧巴”。你能想象一群当代德国学者凑一堆，在那引用康有为捍卫德国，说着说着又对东方怒不可遏拍案而起吗？这个画面是如此之拧巴，简直是毕加索出品。对施密特迷们，我想说的是，其实，从朝阳区到海淀区，是可以不绕道阿尔卑斯山的，坐地铁10号线就行。－
篇三：储安平的党天下
??安平这个人他受过英国的教育相信英国的制度他以为威斯敏斯特那一套章法是一种民主因此一谈心他终以为这是可以效法的他才气纵横而骄傲绝顶万事不肯下人其实归根结蒂他只是一个书生当别人在引蛇出洞时他却自投罗网竟以身殉这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
储安平：期冀言论“干政”的追梦者
关键词：储安平中国新闻史
上个世纪40年代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个繁盛时期。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政治热情高涨，他们的政治参与基本可划分为两大类型――其一，以组织党派的形式参与政治的实际运作，如民盟的成立；其二，以民间精英的身份通过大众传媒介入政治生活，如《观察》的创办。《观察》曾被认为是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最后一次悲壮的回光返照”中的一面旗帜，充分体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理想的追求与坚持、对社会责任的勇于担当，虽已成为过去但不应被遗忘。它的主办者储安平亦是中国新闻史上一位值得书写的独立报人。
一、储安平的生平及其活动简介
储安平（1909―？），江苏宜兴人。出生仅6天即丧母；14岁时丧父，抚养他长大的祖母亦于此年逝世。1928年，储安平入光华大学英文系。[1]1932年毕业后，为国民党《中央日报》编辑副刊；同时在戏剧学校兼课，往来于曹禺、夏衍、马彦祥等左倾人士中间。1935年留学英国，入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系，师从著名的费边社员哈罗德.拉斯基教授。在英期间，担任不支薪水、只领稿酬的《中央日报》驻欧洲记者。1938年抗日军兴，储安平学业未卒提前归国，先任《中央日报》主笔兼国际版编辑；其后到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院任研究员。由于不堪忍受写作“遵命文章”以及拒绝加入国民党等原因，于1941年远去湘西“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教授，主讲“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1945年抗战胜利，随学校内迁重庆，自11月始主编《客观》周刊。1946年，任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同年9月1日主办《观察》周刊。1948年12月24日，《观察》被国民党查封。1949年11月，《观察》复刊，仍由储安平担任主编；1950年5月16日终刊。随后，储安平任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1952年，改任中央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1957年4月1日，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6月1日，因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党外人士整风座谈会上的发言――《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即“党天下”言论[2]，受到强烈批判，从此成为知名“右派”；6月8日，他提出辞职；11月12日，他和社长章伯钧同时被免职。1966年9月中旬，储安平“失踪”，不知所终。
幼失怙恃的困苦际遇，养成了储安平自立、自强精神以及能吃苦、爱节俭的品质。早年，他主要是以“文学青年”形象出现。在1928年4月30日出版的第4卷第18期《语丝》杂志上，即有他的一篇文章――《关于“睡庙求医”的故事》。据学者谢泳考证：1929年6月21日，鲁迅日记中有一条关于储安平文学活动的相关记载。[3]1936年，良友出版公司选择他在1931―1934年间所写的8篇小说结集出版，题名为《说谎者》。相较于小说创作，储安平在散文写作上更有成就。1936年，开明书店出版了他的散文集《给弟弟们的信》。他的散文如《一条河流般的忧郁》、《豁蒙楼暮色》等代表了较为典型的《新月》散文风格，他亦被
认为是“新月派”的后起之秀，为梁实秋等所推重。1935年11月，26岁的储安平主编一本纯文学期刊――《文学时代》，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发行，共出六期。老舍、张天翼、王统照、郁达夫、田汉、宗白华、臧克家、梁宗岱、陈梦家、余上沅等均为一时之选的人士，常常在该刊发表文章，可见他在编辑方面颇具才干。
文学活动之外，青年储安平对政治已有兴趣。早在1931年10月，他就编辑过一册《中日问题各家论见》，收录了当时知名的知识分子以及社会活动家如左舜生、胡愈之、俞颂华、罗隆基、陈独秀、汪精卫、陶希圣、王造时、张东荪、萨孟武、张其昀、梁漱溟、高永晋等的20篇文章，由新月书店出版。在该书的序言中，他写道：“这集子的编印，正给国民们对政府功效检督的张本，同时也给政权当道以俯察民意的一份参考。”[4]
在湘西任教期间，储安平开始找到一方真正的阵地，他对民主、自由的见解得到较为充分的发挥，先后写作《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后相继于1945年、1948年出版。此外，他根据在蓝田师院的演讲整理而成的书稿《英国与印度》，亦由科学书店出版。据说，当年储安平演讲之时，“连走廊都坐得满满的，中间不晓得要拍多少次掌”[5]。1945年5月起，他还被在湘西出版的《中国晨报》重金礼聘为“主笔”，任此职约3个月。
新中国成立后，擅写政论的储安平锋芒顿隐，其文章以游记为主，先后于1956年、1957年出版《玛纳斯河垦区―新疆旅行记之一》和《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信集》。1957年被免职之后，此时，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生命已基本结束，不再为人所关注；直到“文革”爆发，他才又被卷入风浪的旋涡。
二、《客观》周刊――“《观察》的前身”
1、《客观》周刊的相关概况
《客观》周刊于1945年11月11日创刊于重庆，发行人张稚秦，主编储安平，编辑为吴世昌、陈维稷、张德昌、钱清廉、聂绀弩。该刊设有“客观一周”、“专论”、“各地通讯”、“经济一周”、“文学.艺术.音乐.戏剧”、“副叶”副刊、“珊瑚”副刊等栏目，1―12期还设有“长篇连载”一栏，分期刊登储安平的《英国采风录》。该刊共出17期，储安平负责前12期，后6期则由吴世昌负责。
在储安平的设想中，《客观》应能成为一份进步的自由主义刊物。创刊号上，以“本社同人”之名发表的《我们立场》一文中，他指出：“编辑部同人每周聚餐一次，讨论每期的稿件支配，并传观自己的及外来的文章，我并不承认我们彼此的看法、风度和趣味完全一致，我们也不要求彼此什么都一致，我们所仅仅一致的只是我们的立场，以及思想和做事的态度。我们完全能够对于一个问题作无保留的陈述，而服从多数人所同意的意见，其权仍在作者；其间绝不致引起‘个人的情绪’问题。我并愿在此郑重声明：在《客观》上所刊的文字，除了用本社同人的名
义发表者外，没有一篇可以被视为代表《客观》或代表我们一群朋友‘全体’的意见，每一篇文字都是独立的，每一篇文字的文责，都是由各作者自负的。”
关于《客观》的筹办、影响以及为何中途放手，储安平曾在第一次《观察》报告中有所追述：
那是一个大型（八开）的周刊，16面，除广告占去一部分篇幅外，每期需发6万余字的文章。现在回想起来，这不免是一次过分的冒失。因为创刊号于三十四年11月11日出版，而我们决定主编，犹为10月8日之事，实际上其间只有三个星期的筹备时间。那时正是抗战刚告胜利，政治酝酿改变的时候，多年以来，在“抗战第一”的大帽子下遮盖着的许多积郁，我们这时秉笔直书，亦确能畅所欲言。我们愿意毫无夸张地说，那时确有许多读者，每星期都在等候着星期六《客观》的出版。这些读者后来都成为《观察》的读者，今日《观察》在四川及西北一带有广大的销路，一部分应归因于《客观》的影响。有许多朋友至今或者未能明了为什么骤然放下《客观》，另立《观察》。我们无意在此追述那些业已过去的琐碎事情，只能就原则上补叙一笔。我们平常有一种基本的理想，即立言与行事应当一致。假如一个言论机构，在纸面上，它的评论写得头头是道，极其动听，而这个言论机构的本身，它的办事原则和办事精神，与它所发表的议论不能符合，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极大的失败。假如我们主张政府负责而我们自己做事不负责任，要求政治清明而我们自己腐化，这对于一个怀有高度理想的人，实在是一种难于言说的苦痛。当时的《客观》只由我们主编，并非我们主办。我们看到其事之难有前途，所以戛然放手。[6]
考察刊物的宗旨、名称、栏目设计、主要撰稿人等诸因素，《观察》与《客观》存在延续性。储安平也曾指出：“精神上，我们未尝不可说，《客观》就是《观察》的前身。”
2、“客观一周”的专栏文章
主编《客观》期间，储安平以“安平”为名撰写的“客观一周”专栏文章，颇为引人注目。后来他在《观察》时期所持的不少理念，在这些精悍的政论中都有流露；如著名的《中国的政局》一文，其思想在此已见雏形。前12期中，除第6期“客观一周”由吴世昌撰稿外，其余11期中的该专栏皆有储安平执笔，共54篇，如表一所示。综合而言，这些政论展示了一个自由主义者对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共产党、中场阶级知识分子三方以及美国政府的观感与评析。
期号
1
出版时间
篇名
《第二次沦陷》、《一团糟》、《一团糟的责1945.11.11任问题》、《用人》、
《组织与力量》、《阎锡山》、《美国人与中
国官》
《诺言与兑现》、《理论与事实》、《国民党的病症》、《进步与刺戟》、《共产党与中国政治21945.11.17上的需要》、《某一种结论》、
《内战解决得了一切吗？》、《政治上的责任心》
3
《自相矛盾、不近人情》、《权力》、《事半1945.11.24功倍》、《美人对华观感的动摇》、《美国的对华
政策》、《中国未来局面中的一个安定因素》
4
《共产党的前途》、《共产党与国家》、《共1945.12.1产党在争取政权中所走的途径》、《共产党与民主
自由》
5
《蒋主席的新演词》、《人民的才干》、《交1945.12.8通启蒙运动》、《耕耘方法的改革》、《卫生状
况》、《住宅问题》
6
《敬告马歇尔元帅》、《统一》、《民主》、1945.12.22《自由》、《政府改组》、《资产阶级与自由分
子》
7
《杜鲁门声明中的三句话》、《马歇尔来华与1945.12.29中国政府改组问题的核心》、《政治协商会议的成
败》
8
《又是一年开始》、《以不变应万变》、《假1946.1.5如在野党派能采行我这个具体的建议，即可达到使
政治协商会议新闻公开的目的》
9
《我对于所有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非政府代表1946.1.12的一个重要建言》、《内战停止》、《谈人力车的
废止》
10
1946.1.19
《从停战说起》、《军队如何裁减》、《蒙古新疆之类》、《南部新声》
11
1946.1.26
《停战令下，战仍不止》、《协商成就》、《知识分子.工商阶级.民主运动》、《告别读者》
（表一：储安平“客观一周”专栏文章）
其一，对国民党的批评与劝告。1945年8月21日，重庆国民党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沦陷区重要公矿事业处理办法》和《收复地区土地权利清理办法》，对沦陷区的接收工作全面展开。储安平发现：“接受”本应是一种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原则的政治行为，但在现实中已沦为大肆洗劫和明抢暗夺的代名词。于是他在《第二次沦陷》一文中悲愤地写道“在短短的几十天内，那些曾经沦陷七八年的广
大土地，竟复宣告了第二次的沦陷！第一次，那些土地沦陷给‘中国军事’的敌人，而这次，却沦陷给‘中国政治’的敌人!”对于当时国内的现状，储安平的评价是“一团糟”，并且认为时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无可推诿地“应该负大部分的责任”。他在《国民党的病症》一文中指出国民党具有“腐化”和“缺少一种高度的新陈代谢的作用”两大病症，它们“互为因果”，因此“国民党统治的腐化，是无可否认的。也正因为在重重的腐烂的覆盖下，使潜有的新生力量不易芽长。”在《政治的责任心》一文中，他还指出：“国民党今日只知攻击共产党，企图消灭共产党，而竟不反躬自身釜底抽薪，在从本身改善革新做起，实可谓缘木而求鱼。”不过，其时抗战胜利不久，在批评国民党的施政绩效之时，储安平对其还抱有一定幻想。因此，他的批评要比《观察》时期温和，总以分析和劝告的语气谈及其过失。在《一团糟的责任问题》一文中，他甚至认为：“现在中国除共产党外，没有一党有推翻国民党的企图（因为在力量上他们和国民党还不能成为一个比例），没有一个真正超党派的爱国的中国人愿意国民党崩溃，而形成中国政治上不可想象的混乱。绝大多数，还是关切国民党的，这不是基于任何理想和思想上的理由，而是基于现实的原因。政治是一个现实。国家政治不能没有重心，而现在中国政治的重心落在国民党身上，国民党有这种优越的条件而不能好好利用，实为大可惋惜之事。”[7]
其二，对共产党进行深入分析。战后自由知识分子对中共及其政治理念的认同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置身于这一具体的时空语境之中，储安平在某些方面虽未免俗，但他根据常识推断的见解相当深刻。有论者认为：储安平对共产党的深入分析和理性评价是他“在《客观》时期最为成熟的思想”；体现了他比同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更为成熟的一面”。[8]储安平在《共产党与中国政治上的需要》一文中分析共产党“吸引人的地方”第一是“他的社会主义”；其次则是“共产党的刻苦精神，实有可取之处”。对于前者，他表示：“我并不承认极端的社会主义能适行于中国。同时，我也不相信，假如共产党取得了政权的话，他能完全实行他原来的主义。中国人总是中国人，中国的共产党执政后，它的施政较之今日他们所揭橥者，恐将打一个大折扣，然而打了一个大折扣以后的共产党的政策，又可能相当地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对于后者，他指出：“我是不赞成一味以吃苦为号召的，我希望能使个个中国人的生活标准提高，政治的目的是要使人民快乐而非人民苦痛。但是一般人的生活犹在水平线以下时，政治上的领导人物应先能刻苦自励。如此方能造成新的风气，而达政治清明之途。共产党这种长处正就是今日国民党的短处。”该文中，他对共产党也有所批评，指出：“共产党的主要缺点即是过度的宗举外邦。一味的视外邦为宗主，则不免丧失了自我的独立意志与独立人格。”此处的“外邦”是指苏联，在中共与苏联关系问题上，储安平持有较强的国家至上倾向，认为共产党的崇尚苏联不能令人满意。在《共产党与“国家”》一文中，他强调：“我们可以崇拜任何一国的政治思想，社会制度及民族性格，但我不能忘了我们自己仍是一个中国人。假如忘了这点，则将莫知自己努力之意义何在，而不啻成为了他国的工具与傀儡。”对于中共获取政权的途径，储安平寄望和平路径、反对暴力革命，认为军队国家化是实现民主和宪政的起码条件；不过他承认当时共产党的影响与地位。在《共产党的前途》一文中，他甚至表示：“假如
中国能真正实行民主，共产党在大选中可能获得的选票和议席，为数恐不在少。”[9]此外，他在《共产党与民主自由》中，认为共产党讲究“统制”和“一致”，否认在其治下会有真正的“民主”与“自由”。有论者指出：这一论调“无疑体现了大多数对中共缺乏了解的自由知识分子的一般心态，反映出他们在战后社会急剧变迁中所面临的认同危机。”[10]
其三，期盼进步中产阶级崛起。“二战”后风靡一时的民主化浪潮和国内政治“两趋极端”、前途未卜的特殊情势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实际政治。对此，储安平持肯定态度，他期盼进步中产阶级能够崛起。在《中国未来安定局面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文中，他认为：“思想开明，拥戴民主，爱好自由，憎恶党争的有科学有头脑的进步分子”是“一种可以造成社会安定的力量”；强调美国、其他友邦以及中国国内都应当认清“未来中国的安定与希望，实多少系于今日中国这一批进步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储安平还注意到当时中国政治运动中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特色――“工商阶层的过问政治”，这可以弥补知识阶层在“组织”和“经费”方面的不足。他对此寄予厚望，在《知识分子、工商阶级、民主运动》一文中热情地写道：“近代的民主政治可说是一种以中产阶级为骨干的政治，自本世纪以来，虽然社会主义的思潮汹涌澎湃，劳工阶级在社会中所占的地位日见重要，但政治运动，大体上仍由中产阶级在领导着。……工商界人如能与知识分子取得联系，对于中国的民主运动，将易发生有实质的力量。要中国有健全的民主政治，先得使中国有一个有实力的中产阶级。这个中国的中产阶级现在正在缔造之中。”[11]
三、《观察》周刊――“高级”言论刊物
1、《观察》周刊的相关概况
1946年9月1日，《观察》在上海创刊，16开本，每期6万字。《观察》的诞生与《客观》的影响颇有关联，储安平曾有一段追忆：“在《客观》出版的时候，我们获得各方面的鼓励。特别是许多前辈，他们都是自由思想而保持超然地位的学人，他们鼓励我们继续在这一方面努力。许多朋友和读者也一致惋惜《客观》的夭折，希望我们继续努力。在这种鼓励下，我们渐渐计划自己来办一个刊物――不仅刊物的立场、态度、水准等，能符合我们的理想，并且这个刊物机构在办事上也能多少贯彻我们的精神。”[12]1948年12月24日，《观察》遭遇“查封”之厄，至此共出5卷18期。
储安平等从1946年初即开展筹备工作，1月6日在重庆举行第一次的发起人会议，决定刊物的名称、缘起及征股简约。当时“抗战虽然胜利，大局愈见混乱”，在创刊号上《我们的志趣和态度》一文中，储安平曾有描述：“言路狭窄，放言论事，处处顾忌；交通阻塞，发行推销，备受限制；物价腾涨，印刷成本，难于负担；而由于多年并多种原因所造成的弥漫于全国的那种麻痹、消沉、不求长进的风气，常常使一个有尊严有内容的刊物，有时竟不得获得广多的读者。”在此艰难困苦的环境之下，储安平认为仍然坚持创办此刊：除了他们具有理想和热忱之
外；亦是他们深感在此国事殆危、士气败坏的时代，实在急切需要有“公正、沉毅、严肃”的言论，以挽救国运、振奋人心。因此，该刊具有如下两个宗旨。其一，“要对国事发表意见”。对此，他强调：“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其二“希望对一般青年的进步和品性的修养能够有所贡献”。对此，他指出：他们对于青年的“信左信右”一无成见，只是强调青年对政治思想的信仰应该“基于理性而非出于感情”；同时期望在“做人的根本条件上”，每个青年都有“健康的人生态度”以及“现代化的头脑”。[13]在1947年1月21日――当年农历除夕之夜――致胡适的信中，储安平对宗旨的表述更为明晰――“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杨墨以外的超然分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方。”[14]在此宗旨之下，该刊“放言论事的基本立场”――该刊同人必须共守的信约――被确立为“民主、自由、进步、理性”。
《观察》是一份纯粹的同人刊物，主要经营管理者是储安平，资金则由他的一批“多是以教书为生”的朋友集股而成，具有“超党派性”和“纯粹民营性”特征。著名华裔学人汪荣祖对其有此评价――“在现代中国不获资助的政治性杂志中，《观察》是罕见的成功者。”[15]这一论断并不为过，无论从思想文化的影响还是商业运作的成功而言，皆是如此。关于前者，知名学者余英时先生写于2002年的一段文字可资佐证：“1947―1948年间，我曾是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的一个年轻读者，当时在思想上、知识上所受到的种种新鲜刺激至今记忆犹在。当年的《观察》以‘独立’、‘超党派’自律，而且也确实做到了这两点。《观察》的作者从左到右都包罗在内，他们之间也往往互相争论，针锋相对，一步不让，使我这样一个初入大学的青年大开眼界。我自然是没有能力判断其间的是非正误，但各种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在一个刊物中纷然并陈，对我后来的思想形成发生了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我从那时起便不敢自以为是，更不敢自以为代表正义、代表唯一的真理，把一切与我相异或相反的论点都看成‘错误’或‘邪恶’了。”[16]关于后者，在当时政治激荡、民生凋敝的环境之中，自我定位为“高级硬性刊物”的《观察》，最高发行量曾达到10.5万份（包括华北航空版及台湾航空版）。国民党政府的不少高级官员如立法院院长孙科等人都是《观察》的读者。储安平曾不无骄傲地写道：“假定每份平均以10个人阅读计算，它的实际读者约在100万人以上。就读者的阶层来说，它的主要的读者包括着广大的学生群众、公务人员、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以及军队里的将领士兵。就发行的分布来说，除华东、华北、华南沿海一带的大城市，以及华中、华西、西北、西南的内地大城市以外，它的发行广泛的渗入了广大的内地城市乡镇，一直达到边疆省份的辽远角落。”[17]该刊的盈利方面亦很可观，1947年9月22日，储安平致信胡适写道：“去年一年，盈余2.33亿万……1000万的本钱，在一年中赚了20倍。”[18]
以一介书生之力，办一份同人刊物，何以能够取得如此佳绩？有论者曾探讨储安平的经营策略――“刊物主旨契合时代需求，定位明确”；“以发行为重，兼顾广告”；“执事负责、严谨、高效”。[19]具体的经营策略值得关注，储安平恪尽职守的敬业精神更富有启迪意义，这从团结“《观察》撰稿人”和撰写“《观
察》报告书”中可见一斑。“《观察》撰稿人”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并非指所有曾经给《观察》写过文章的人；而是指从创刊号起，就列在《观察》封面下的那批人。创刊时“《观察》撰稿人”有68位，自第7期增至70位，后共增至78位。筹办期间，储安平“以最大的热忱”邀请，他认为“允任撰稿人的意义是双重的，第一表示愿为本刊撰稿，第二表示至少在道义上支持这个刊物”。在接洽这些“撰稿人”时，储安平非常敬业，既可多次设法寻求胡适、傅斯年、任鸿隽、陈衡哲等“五四”新文化运动健将的支持；又能积极团结与他年龄相仿的同时代人。“《观察》报告书”是指在前5卷《观察》之中，每出满24期，储安平即亲自执笔撰写一篇翔实的总结报告。现存的4篇完整分别为：第1卷报告书《辛勤・忍耐・向前――本刊的诞生・半年来的本刊》；第2卷报告书《艰难・风险・沉着》；第3卷报告书《风浪・熬炼・撑住》；第4卷报告书《吃重・苦斗・尽心》。这些“报告书”绝非一般应景式的总结，而是客观、严肃地向读者报告《观察》的经营和发行情况、遇到的问题、编者的想法乃至自己的政治参与状况，富有思想且不乏灵性。每卷报告书中，储安平都做了极其认真的工作，如从区域分布和职业分类两个方面统计《观察》的读者状况。因此，“《观察》报告书”成为当下研究《观察》最有说服力的第一手资料，亦是研究储安平本人极为重要的资料。
2、储安平《观察》时期政论
“毋须讳言，我们这批朋友对于政治都是感兴趣的。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
‘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和煽动。”储安平并不掩饰他对政治的兴趣浓厚，但与张君劢、梁漱溟等前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介入具体的政治活动不同，他所追求的是：以超然客观的姿态关心政治，以理性公平的立场发表意见。他在《观察》时期所撰写的政论文章，保持独立发言精神，很好地贯彻了这一追求。除去上述“《观察》报告书”、《我们的志趣和态度》以及《施用闷药前后的心理与感觉》、《323位读者意见的分析与解释》、《<为中国的农业试探一条出路>刊出后的响应》8篇文章外，共有22篇政论，如表二所示。这些政论“干净利落，情文并茂”，赢得时人尤其是知识界人士的好评；不过囿于历史环境和思想观念，某些论述亦有偏颇不当之处。大致可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
期号
第1卷第3期
第1卷第11期
第1
出版时间
1946.9.141946.11.91946.1
篇名《失败的统治》《我们对于美国的感觉》《论上海民乱》
卷第16期第1
卷第19期第2
卷第2期第2
卷第3期第2
卷第14期第2
卷第14期第2
卷第18期第2
卷第22期第3
卷第9期第3
卷第9期第3
卷第15期第3
卷第16期第3
卷第19期第3
卷第24期第4
卷第9期第4
卷第10期第4
卷第12期第4
卷第15期第5
卷第11期第5
2.141947.1.41947.3.81947.5.241947.5.311947.5.311947.6.281947.7.261947.10.251947.10.251947.12.61947.12.131948.1.31948.2.71948.4.241948.5.11948.7.171948.6.51948.11.61948.1
《论张君劢》
《中国的政局》
《大局浮动，学潮如火》
《学生扯起义旗，历史正在创造》《论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及<大公报>在
这次学潮中所表示的态度》《读孙科谈话》
《政府应对纽约<下午报>的攻击采取步骤表明态度》
《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
《白报纸》
《评<出版法修正草案>》《论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开除学生全国专科以上
学校不得准其入学之不妥》《我们建议政府调查并公布白报纸配给情况》《论程孟明案兼论社会有心人能否合拢来做一
点事情》国大评论
《第二个闻一多事件万万制造不得》
《政府利刃，指向<观察>》
《评翁文灏内阁》
《一场烂污》《政治失常》
卷第13期1.20
（表二：储安平的《观察》政论）
其一，批评国民党腐败统治。储安平为《观察》所撰写的第一篇政论为《失败的统治》，他在该文中直指国民党前后20年的专政是一场“失败的统治”――“一般人民的物质生活，愈来愈艰难；一般社会的道德生活愈来愈败坏……不仅党的声誉、地位、前途、日见衰落，就国家社会也弄得千疮百孔，不可收拾。”究其症结，他认为是――“这20年来国民党只聚精会神在做一件事，就是加强消极的政治控制，以求政权的巩固。”因此，他在文末疾呼强调：“要挽回党的颓局，当前的执政党必须赶快改变作风，换条路走，下大决心，大刀阔斧做几件福国利民的大事，以振人心。20年的时间不算短；20年的历史说明单靠消极的政治控制维护不了既得的政权；这条路走不通，越走越近死路。一个执政的政党，必须以政绩来维护其既得的政权。能如此，国家有利，党亦有利；否则，国家也许有前途，而党决无前途。”两年后，鉴于国民党愈加腐败的统治，储安平写下著名的《一场烂污》，痛斥20年来国民党政府“凭借他的武力，凭借他的组织，凭借他的宣传，统治着中国人民，搞到现在，弄得民穷财尽，烽火遍地。”当时国民党滥发金圆券导致全民“抢购”风潮，数以亿计的民众陷入绝境，“饥馑和恐怖、愤怒和怨恨，笼罩着政府所统治的土地”，储安平言辞激烈地斥责――“70天是一场小烂污，20年时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20年来拆足！烂污！”随后，在《政治失常》一文中，他对国民党统治的失望异常已经溢于言表――“我们平日的职司，就是议论政事，然而处此危局，几乎无政可论，无政足论；仰望长空，废笔三叹！”在批评国民党政权时，储安平表现出极强的逻辑推理能力，他无所顾忌的自由心态更让人叹服。
其二，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当时国统区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国民党采取镇压手段，储安平对此不以为然。在《大局浮动，学潮如火》一文中，他分析：在这些汹涌澎湃学潮的底层，“都潜伏着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即今日一般青年学生对于现状的普遍不满”。他认为学潮具有合理性――“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他们在内心渐渐郁成一团怒火。这一肚子气，这一肚子火，碰上机会，自然得发泄出来。”他肯定学生运动的意义――“学生挺身而出，对国家是表示一种抗议，实亦为他们在这个时代中所应肩负的责任。”他反对政府采用严峻手段处置，指出：“凡是一个社会现象，必有这个现象的原因。不在原因上补救解决，一切处置徒然使事态更趋恶化。”他还热情赞颂：“今日这一代学生，无论是他们的活动能力，组织能力，处理能力，或是宣传能力，都远非20年或10年以前的学生所能比拟。他们已建立他们的尊严。在多年多种的锻炼下，他们不仅完全成熟，而且他们那样沉着坚韧，竟非中年或老年人所能想象。”一周之后，在《学生扯起义旗，历史正在创造》一文中，他再次指出当局应该反躬自责；逐一驳斥政府加诸学生的“破坏交通”、“妨害秩序”、“聚众威胁”等罪名。他强调：“这次全国的学潮，完全是政府逼出来的。学生的意志绝对是自发的，而非被动的；他们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而非卑鄙的；他们的精神绝对是勇敢的，而非怯懦的。”储安平还在《第二个闻一多事件往往制造不得》一文中，阐述了他对学生运动的基本态度――“我们
并不偏袒学生，认为学生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或每一件事都是对的。学生年青，富于理想，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有时不免失之过高，而且在群众的情绪下，感情亦不免容易冲动。但是从大体上说，学生常常是站在正义一方面的。”
其三，维护言论自由的价值。1947年5月24日，《文汇报》、《新民晚报》和《联合晚报》同时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查封，理由为“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与新闻”。对此，储安平写下《论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及<大公报>在这次学潮中所表示的态度》。他犀利地指出：“这被封的三家报纸都有一个共同的脾气，就是专门喜欢刊载那些微政府当局引为大忌的新闻。他们所登的大都是事实，无奈今日发生于社会各方面的事实，都是政府所不愿让大家知道的……政府既无力在根本上防止那些‘新闻’的发生，于是只好设法来制止那些‘新闻’的发表。”在该文中，他坦陈“对于文汇新民两报的作风”有许多地方“不敢苟同”，认为这两家报纸“编辑态度不够庄重，言论态度不够严肃”；还直言“很少在《文汇报》上读到真有重量的文字”。就私人感情而论，四报之中他与《大公报》最为亲厚，与其他三报则很淡薄；但就查封一事，他严厉批评《大公报》的反应“显然失态，至可遗憾”。他掷地有声地表示：“我们今日从政也好，论政也好，必须把私人的感情丢开！这就是今日我们需要锻炼自己的地方。当此一日查封三报，警备车的怪声驰骋于这十里洋场之日，我们仍旧不避危险，挺身发言，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都寄托在我们的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死为之；大义当前，我们实无暇顾及一己的吉凶祸福。”储安平这种不顾私人恩怨的仗义执言的风格让人敬佩。1947年10月间，国统区物价腾涨，其中“以纸价涨得最凶”，让《观察》等期刊的经营困难重重；而国民党听任纸价上涨，意欲让与政府政见不合的言论刊物自行消灭。对此，储安平谴责：“有许多刊物，确是成绩昭著，极其努力，假如政府眼看这些优良的刊物一个一个消灭，政府在道义上似亦未能尽其维护文化事业的责任。”1947年10月24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临时会议通过《出版法修正草案》，欲以行政手段干预、限制新闻出版事业。对此，储安平除邀韩培德撰文从政治和法律角度加以评析外，自己还了一篇《评<出版法修正草案>》，从条文本身予以批评。他表示：“在根本上，我们反对另设《出版法》来约束出版事业；出版品的一切责任问题，尽可按照民刑法的规定予以处理。假如在实际的情形之下不能达到这个理想的地步，则出版法的制订，应力求合理。”1948年7月，南京《新民报》遭受“永久停刊”出发之后，《观察》亦将被查封的消息随后传出。在刊物“存亡难卜”之际，储安平发表《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一文，历数国民党对言论的管制，言辞异常激烈。他嘲讽道：“我们不相信封了一个《新民报》，再封一个《观察》，社会即能趋于安定。文汇报被封，业已一年，社会秩序又何尝因文汇报被封而稍改善。我们在此忠告政府，你们要挽回你们的颓局，就得全盘检讨，痛改前非，人民受你们的迫害，已经到了历史上少见的程度，假如你们以为封几个报纸刊物就能挽回你们的颓局，那就大错特错！”
此外，《我们对于美国的感觉》、《政府应对纽约<下午报>的攻击采取步骤表明态度》、《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三篇政论亦很重要，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储安平及那个时代不少人士对美国和苏联的态度。有论者指出：从
中可以明显感受道储安平这样坚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上，亦存在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影响了他在判断美国和苏联问题上的清醒程度。[22]此种倾向或是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当时历史情境之下难以摆脱的局限，我们不应苛责，但是也必须正视：这种局限有时导致他们的历史眼光不够长远。
四、执著追求言论“干政”之梦
储安平在筹办《观察》期间备尝辛苦，1946年4―5月间，正是最为艰辛的阶段，国民党政府两度“以高级公务员见委”，皆被拒绝，他曾道明原因：“我们做人做事，说不该半途而废，见异思迁。就在这一个远东第一豪华的大都市里，我落寞地守了好几个月。这些日子是黝暗的，但我还有着一盏明亮的灯，这盏灯挂在我的心底里，吹不灭，抢不掉；这盏灯发射光亮，冲散着周围的昏暗。”储安平心中那盏“明亮的灯”应是指他的办报理念――追求言论“干政”、影响国人思想。对此，在《观察》创刊半年之际，他曾有一段说明：
我极其赞同张东荪先生所言：士的使命是“干政”，而不一定要“执政”。
（张东荪：《士的使命与理学》，第1卷第13期）。“干政”就是一种“舆论”
的做法，而“执政”必须是一种“组党”的做法。我们无意组党，所以我
作。
们谈不上“具体主张”；我们无意组党，所以我们无意担任组训青年的工
我们做的是一种影响思想的工作，这个工作是替“国家”做的，不是为了
目的
“我们”做的，我们绝无意思要本刊的读者成为我们的“群众”。我们的
乃是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因为我们替国家培养这种“种子”，
就是替国家培养元气。[20]
秉持这一理念，《观察》积极“干政”。储安平期待该刊不是少数人的园地，而能成为“全国作者读者共同发表意见的园地”。因此，他表示：在取稿上并无成见，并非只登约稿，自发的投稿只要“文章好，有分量”亦会被刊用。在出满第3卷时，储安平还做了一个“投稿录用率”的统计，用以说明，如表三所示。
栏别
第3卷所刊文章篇数
投稿录用篇数
百分比（约数）
专论
72
观察通信
80
其他各栏
85
共计
237
17
25％
39
50％
37
245％
93
40％
（表三：《观察》第3卷的投稿录用率）
由于积极“干政”，“查封”犹如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威胁着《观察》的存在。对此，储安平无畏无惧，他在第3卷报告书中指出：“编者的根本原则是：生死之权操之于人，说话之权操之于我。刊物要封，听命封，遇到大问题时，我们是无法躲避，无法退让的。在这混乱的大时代，中国需要的就是无畏的言论，就是有决心肯为言论而牺牲生命的人物！假如我们只能说些含含糊糊没有斤量的话，那老实说，今日中国的言论界，担当这一部分工作的人已经很多，用不着我们再来献身言论，从事于争取中国的自由、民主、和平的言论工作。我们的编辑方针素来是主动的，我们的目的乃在改变环境，而非欲为环境所改变。”[21]在第4卷报告书中，他再次强调：“封或不封，那是政府的‘权力’，但我们绝对不愿因为外来的意见而改变我们的编辑政策。我们的编辑政策是独立的，不受外来干涉的。”[22]
重温上述言论，通过研读他的文章、追踪他的历程，可以发现：储安平深受英国政治文化的影响，期望在中国舆论亦能影响政治的实际运作。虑及其时的现实环境，他的理想毋宁说是梦想。从此意义上说，储安平是一位期冀言论“干政”的追梦者，他的追求执著坚定却不合时宜。曾与其共事的冯英子先生，对他的回忆和评价，可资佐证――“储安平对办报有他的理想，一句话，就是书生论政，他很向往于伦敦《泰晤士报》那样的报纸，言论能影响政府的决策，但是他毕竟是个书生，没有看到中国的现实，怎么会允许有一家《泰晤士报》呢？……安平这个人，他受过英国的教育，相信英国的制度，他以为威斯敏斯特那一套章法，是一种民主，因此一谈心，他终以为这是可以效法的，他才气纵横而骄傲绝顶，万事不肯下人，其实归根结蒂他只是一个书生，当别人在引蛇出洞时，他却自投罗网，竟以身殉，这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23]
储安平执著追求言论“干政”之梦，体现在实践上，是他主编《客观》、主办《观察》以及1957年筹划《光明日报》改版；体现在理论上，则是他形成了一套英式色彩浓厚的自由主义新闻观。
其一，划分“政治的自由”和“社会的自由”，强调人民政治意义上的言论自由。储安平认为当时中国民众所享有的自由，大致可划分为“政治的自由”和“社会的自由”。在对人身自由、言论自由、职业自由、集会结社的自由逐一进行分析后，他的结论为“大体言之，在中国人民的行为及一般生活中，凡涉及政治的，处处受到限制；只要与‘政治’无关，极尽自由。”如在言论自由方面，他举
例道：“对于那些随便揭发他人的秘密，破坏他们名誉，刊载荒诞离奇不合人情的文字的报纸或印刷物，它们在社会道德上所发生的影响，政府常漠然视之，但一个报纸或印刷物，若发表了在思想上有‘问题’的文章，则该报纸及印刷物之编辑人、发行人及该文之著作人，俱将遭受不可抗拒的压迫、威胁或制裁。”对于“政治的自由”过少而“社会的自由”太多这一状况，储安平认为：“人民若无政治的自由，则民意不得申，民意不申，则国家的政治即失去了根，同时国家亦不能发挥其潜在的活动。在另一方面，人民的自由若不受限制，则一部分人行使无限制的自由，势必另有一部分人因被其侵犯而伤失其自由”；因此应该学习英国――人民所享有的自由“应大者大之，应小者小之”。[24]
其二，突出中产阶级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建立民主国家以及健全舆论中的作用。储安平撰写“客观一周”的专栏时即明确提出这一观点。在《民主》一文中，由于认为一般人食能饱衣能暖之后，才知道什么叫“意见”以及进而希望他们表示意见，他指出：“要实行民主应先使人民能自由言论。中国目前第一步应使知识分子能充分自由地表达其意见。其次再要求一般人民有自由表达其意见的能力。”关于建立民主国家与健全舆论，储安平更多地寄望于中产阶级尤其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在《中产阶级与自由分子》一文中表示：“为了达到造成一个民主的中国的目的，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鼓励中国的中场阶级抬头，成为民主政治的干部。其中特别对于自由思想的大学教授及著作家等，应鼓励他们出面说话，建立一个为民主国家所不可缺少的健全的舆论。”至于如何促使当时知识分子能出来领导舆论，他在《自由》一文中强调做到以下两点最为切要：第一，“要使人民有言论之自由，须先能切实保证人民有合法的人身自由。”第二，“言论自由包括公共场所演说的自由，出版报纸及刊物的自由，采访新闻及拍发电报的自由，私人通信的自由，印刷著作物的自由，演戏的自由。凡上种种，俱不受官方或半官方之任何公开的或不公开的限制，干涉，压迫及威胁。行使上述种种自由权利之时，如有触犯法律之处，政府得依法于事后追惩之。”[25]
【本文说明】2007年8月6日，吴廷俊教授电话告知：继在“新文化运动与启蒙报刊”一章中增添胡适一节后，拟修订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稿》中还准备增添一节“储安平的新闻活动与新闻思想”，希望我能撰写初稿。2008年8月，《中国新闻史新修》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对我的初稿有删改。现借传媒学术网的一方空间刊出当日初稿，期待研究同道的批评指正。
需要说明的是，后来在博士论文中，为确定胡适言论自由思想的坐标，我曾将胡适与储安平进行比较；之前撰写那份初稿时所收集的绝大部分相关资料都派上用场。由此，我对胡适的“功不唐捐”一语体会更深。
[注释][1]储安平在光华大学所读专业存在争议。目前主要有三种说法：新闻系、政治系、英文系。参见谢泳：《储安平与〈观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2]储安平：《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光明日报》，1957年6月2日。
[3]同[1]，第5页。
[4]张新颖编：《储安平文集》（上），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190页。
[5]戴晴：《储安平王实味梁漱溟》，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39页。
[6]储安平：《辛勤・忍耐・向前―――本刊的诞生·半年来的本刊》，《观察》第1卷第24期，1947年2月8日。
[7]本段所涉4篇政论的引文见张新颖编：《储安平文集》（下），依次为：第3－4页、第10页、第14页、第5页。
[8]同[1]，第21页。
[9]本段所涉2篇政论的引文见张新颖编：《储安平文集》（下），依次为：第11―12页，第22页，第21页。
[10]张玉龙：《从“客观”到“观察”：储安平对1947年前后中国政局的观感与析评》，《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第72页。
[11]本段所涉3篇政论的引文见张新颖编：《储安平文集》（下），依次为：第19―20页、第34—35页，第48―49页。
[12]同[6]
[13]储安平：《我们的志趣和态度》，《观察》第1卷第1期，1946年9月1日。
[14]张新颖编：《储安平文集》（下），第324页。
[15]汪荣祖：《储安平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徐友渔译），见刘军宁、王焱编：《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48页。
[16]余英时：《容忍与自由――<观察>发刊祝词》，中国信息中心《观察》编辑部，2002－05－01
[17]《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编辑方针》，《观察》第6卷第1期，1949年11月1日。
[18]张新颖编：《储安平文集》（下），第327页。
[19]参见蒋含平：《“刊物本身是可以赖发行收入自给的”――储安平<观察>的经营策略探析》，2006（9），第70―72页。
[20]同[6]
[21]储安平：《风浪・熬炼・撑住》，《观察》第3卷第24期，1948年2月7日。
[22]储安平：《吃重・苦斗・尽心―――<观察>第4卷报告书》，《观察》第4卷第23、24合期，1948年8月7日。
[23]冯英子：《回忆储安平先生》，《黄河》，1994(2)，第76页。
[24]储安平：《中国人与英国人》，参见：《储安平文集》（上），第469―471页。
[25]本段所涉3篇政论的引文见张新颖编：《储安平文集》（下），依次为：第33页，第34-35页，第33-34页。
篇四：储安平的党天下
储安平生死之谜又一说(余开伟)
储安平生死之谜又一说余开伟
去年以来，我在编辑
谢泳先生的学术专著《西南联大与中国知识分子》（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出版）的过程中，开始关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谢泳在他的这部专著中，以客观、平实的笔触和大量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系统地介绍、论述了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西南联大的发展历史，及其所孕育的一些代表人物的命运轨迹，其中以四十年代创办《观察》周刊而名闻遐迩储安平先生最为典型，其命运尤其令人难以忘怀。谢泳在这本书中说："然而到了一九五七年夏，储安平作为《光明日报》的总编辑，由于敢言‘党天下‘，而终于结束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生涯，甚至生死不明。"所谓"生死不明"即是历史悬案。而对于储安平的下落和生命结局历来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就是同一论者在不同时间的说法也是前后矛盾，这就更使储安平的生死之谜成为"死结"，显得云遮雾幛，扑朔迷离。戴晴在《储安平、王实味、梁漱溟》一书中，认为他于一九六六年在北京投河自杀。一九九三年《炎黄春秋》第一期刊载王逸馥、邓加荣的文章，猜测储在江苏某地出家。胡志伟在台湾《传记文学》第五十三卷第二期上发表的《中共
文化百人志》一文认为储"被迫落海"。一九八九年第五期《传记文学》登载徐铸成的文章《我的同乡》，也是"听说他在‘四人帮‘最疯狂时，由天津踯躅到塘沽，蹈海而死了。"上述这些说法也都是"猜测"或"听说"，并无具体知情人或见证人，至今未能得到确证。如果我们摆脱传言的主观臆断，客观、冷静分析，就会发现上述说法都缺乏足够的事实根据。试想：一九六八年"文革"爆发后，储安平几经红卫兵造反派抄家毒打，遍体鳞伤，在青龙桥跳河自尽未遂又被红卫兵抓回批斗管制，岂能逃到天津塘沽跳海自杀？谁又目击过他在塘沽跳海自杀？既无确凿旁证，此说从何而来？至于说储安平在江苏某寺出家做了和尚，就更属无稽之谈！这种说法大概是受到李自成出家修行，苏曼殊、李叔同遁入空门这类民间传说和传统观念的影响，多少带有点传奇色彩。试想："文革"时期举国动乱，"横扫牛鬼蛇神"、"破四旧"的风暴席卷中华，储安平这样的"专政对象"根本没有行动自由，怎么可能逃离魔掌，跑到离京遥远的江苏某寺出家崇佛，隐居林下？再说动乱之秋，佛门不静，全国各地寺庙都遭冲击和破坏，成为"破四旧"的对象，又有哪一个寺庙敢于收留一个像储安平这样来历不明的落难异客？而且，"文革"时期专制统治严于铁桶，当时的公安机关焉能追寻不到储的下落和隐居之处？据储安平的公子储望华纪念其父的文章《父亲，你在哪
里?》回忆："父亲失踪，是一九六六年九月上旬，那已是八月三十一日（与作家老舍先生投太平湖是同一天）在京西青龙桥边潮白河自杀未遂后的一个多星期。当时他从关押他的‘九三学社‘后院小屋回家，看到家里已经被‘红卫兵‘抄家。居室、客厅均被洗劫掠夺一空，除了满地的碎纸乱片外，已一无所有。面对这般情景，父亲的心便整个地绝望了。于是他踽踽离开家中，走了出去……""到了一九六八年夏，有一天，几个穿着军装的干部来找我，说他们是‘奉周恩来之命，由公安部、统战部等组成储安平专案组，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查寻储的下落‘，希望我提供情况，予以协助。"到了一九八二年六月的一天，那天储望华正要离开北京到澳大利亚留学，待向送行的朋友告别坐进汽车前往机场时，忽见他原来所在单位中央音乐学院办公室主任匆匆跑来，手中拿着一份文件向他宣布"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储安平，正式做出‘死亡结论‘，特通知其子女。"储望华沉痛地写道："在父亲失踪十六年之后，在全国范围上上下下几度调查无结果之后，而在我即将离别多灾多难故土的瞬间，竟以获得父亲的‘死讯‘来为我离国壮行送别，心中猛然泛起一种莫可言状的感慨与伤痛……"在此，我们姑且不论在储望华去国离乡远渡重洋这样特殊的时刻，通知其父储安平的"死亡结论"是多么冷酷无情和违悖常理，只说这个"死亡结论"，也是含糊其词、讳莫如深
的。既然储安平确已死亡，那么他是怎么死的？到底是自杀身亡，还是虐杀毙命？据当时参加调查的工作人员邓加荣在《寻找储安平》一文中透露："笔者奉命去寻找，处处碰壁。"如何"处处碰壁？"是哪些部门哪些人在设置障碍？为什么会设置障碍？邓加荣先生虽然语焉不详，但"处处碰壁"四个字却是很令人思索和寻味的。那么，储安平的生死之谜是不是就真的解不开了呢？带着这个问题，笔者认真研读了一些有关储安平生死问题的现存材料，同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初步追索，竟意外地获得了一点线索。这个线索是现在湖南省政协工作的雷逸湘先生提供的。雷逸湘先生很负责任地告诉笔者，储安平根本不是跳海自杀，更不是出家隐居，而是被红卫兵造反派活活打死。雷逸湘先生的这个结论来自于他的朋友即一直居住北京的孙毅斌女士。孙毅斌女士原是北京一所小学的教师，早已退休，已经七十多岁。其丈夫曹富友先生原是农业部土肥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孙毅斌女士有一结拜姊妹，叫"四妹"。因所谓"历史问题"，解放后在北京一个街道所属的小工厂当会计。"四妹"与打成右派后的储安平一直来往，有很深的感情关系，了解许多事实真象。储安平解放前与前妻离婚，鳏居十四年后，与原籍上海的易女士结婚，共同生活仅四年，即储安平
被打成"右派"后，名声、地位丧失殆尽，易女士立即与他离异，后来嫁给了原国民党将领宋希濂，并已移居美国纽约。储安平在潦倒困苦的境遇中，结识了上述这位"四妹"。两人同病相怜，相濡以沫，两颗破碎的心灵碰撞出苦涩的爱情火花，但慑于当时严峻的社会环境和舆论压力，他们未能结婚，只能暗中来往。四妹将她与储安平这种关系告诉了她的知心好友孙毅斌女士。据孙毅斌女士对雷逸湘先生说，"文革"爆发后，储安平遭受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反复抄家毒打，四妹忧心如焚，整天提心吊胆，害怕储安平遭受不测。有次，她鼓着勇气冒险探看储安平，看到储安平被一夥不明身份和单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残酷毒打，奄奄一息，架拖而去，从此就没有回来。次日，四妹再到储安平住处探看，已是人去屋空，一片狼藉，从此储安平被宣布"失踪"，接着"蹈海自杀"、"深山出家"的传言便纷纷扬扬，真相难辨了。四妹与储安平的生离死别，是她心灵难愈的伤痛，也是时代的伤痛。从孙毅斌女士所说的情况来看，储安平乃是被人虐杀。这样的惨剧在"文革"时期是屡见不鲜的。例如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和著名电影剧作家海默便是被活活打死的。当时的知情人孙毅斌女士和她的"四妹"，现在虽然都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但如果有关部门想弄清事实，她们人还在，是可以寻访到她们并予以确证的。□新世纪
来源:华夏快递
时间:2004年3月8日
篇五：储安平的党天下
1957年《人民日报》上的储安平
1957年《人民日报》上的储安平作者：陈远阅读量：7次储安平的发言，是在中共高层号召“鸣放”
之际，储安平的厄运，开始于“反右运动”之初储安平如果还活着，今年整一百岁。1949年之前，他办过《客观》和《观察》；1949年之后，他出任过《光明日报》的总编辑，虽然只有短短68天。考察近现代言论史，储安平是个无法绕过的人物。国民党时代，他批判国民党：“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这种风格在之后的岁月中一以贯之。在1957年开始的“反右”中，储安平难逃厄运。“情况已不容许我在《光明日报》工作了”1957年6月1日，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储安平作了《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的发言。次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显要位置全文刊登。此时，储安平还没有意识到，形势马上就要发生变化了。6月8日，《人民日报》刊发了由毛泽东亲自执笔、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反右序幕从此拉开。对于储安平的批判不仅仅限于《人民日报》。本文之所
以选择《人民日报》，是因为这张报纸不仅代表着中共上层的导向，而且当时与储安平同等量级的知识分子或政治人物多在《人民日报》上表明立场。事实上，在毛泽东亲自执笔的《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之前，“不同意”储安平的声音已经开始出现在6月3日上午举行的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6月6日下午，国务院秘书长助理、民革中央委员卢郁文把批评的矛头再次指向了储安平。卢认为，储安平的提法是严重错误的，并且说：“这是对于历史和现时的事实的重大歪曲。这个歪曲不纠正，会使全国人民失掉了团结的中心和前进的方向。”6月8日，储安平看到《人民日报》发表的《这是为什么》，感觉“情况已不容许我在《光明日报》工作了”，向当时的《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递交了“辞呈”。《这是为什么》发表的当天，《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4篇来自工人的关于对储安平的批评。考虑到当时各界人士还在为中央是鼓励“鸣放”还是要“收”大费脑筋，这几篇来自工人的文章就格外值得注意。这至少说明，在《人民日报》内部，已经获悉了某些信息。在6月8日之前，这些文章就应该已经组织好了。同一天，在九三学社中央一次并非针对储安平而是围绕整风展开的座谈会上，周培源批评了储安平，认为储安平的
发言是有问题的，并且“不是单纯措辞上的问题，而是思想上的问题”。但是这种批评出现了反对者，九三学社中央委员陈明绍、候补中央委员顾执中等人就不同意对储安平的批评。顾执中认为还是“言者有罪”，并对《人民日报》开始批评一些人的错误观点表示怀疑，认为这样会影响大家畅所欲言。《文汇报》副总编辑、著名记者浦熙修以敏感的新闻嗅觉，也从《这是为什么》察觉到了某种动向。那天下午，她打了个电话给陆定一，问《人民日报》这样做是不是“收”了？说这样做知识分子不敢再说话了，并且在电话中为储安平辩护。这天下午，浦熙修又与楼邦彦、费孝通等通电话，互通储安平的问题。这些举动，在后来批判《文汇报》的时候，成了她的罪证。储安平发言之后，香港和台湾的媒体立即发表了赞扬储安平的文章。《人民日报》后来对于这些文章做了部分摘编，题为《台湾和香港反动报刊为右派反社会主义的宣传喝彩》。“一种恶毒的诬蔑”民盟主要领导人的态度都是通过《人民日报》发表的。6月10日，吴晗接见《人民日报》记者，立场鲜明地表明自己对于储安平发言的态度。他对《人民日报》记者说，储安平的发言是“一种恶毒的诬蔑”。在前一天的晚上民主同盟中国人民大学支部的座谈会上，吴晗对于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的意见也是“完全不同意，因为他们的意见是离开党的领
导，反对社会主义方向的”。这一天，储安平分身乏术：当天下午民盟光明日报社支部召开的全体盟员大会，大家“一致反对储安平以《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名义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所作的发言”，并对他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驳斥”；在国务院召开的非党人士座谈会上倒是出现了同情储安平的声音，但是马上被反对的声音压了下去；晚上中国民主促进会在许广平的主持下，纷纷批评储安平的“立场问题”；在这样一片批评声中，民盟中央小组晚上召开的会议上，民盟候补中央委员陈新桂说他完全同意储安平所说的观点，并且认为储安平说的还不够透彻。虽然他立即得到了其他人的批评，但是当时的批评是相对温和的。第二天《人民日报》报道民盟的会议时，说到储安平的“党天下”，认为是“错误论调”。不过，随后几乎所有的民主党派都召开了座谈会批评储安平，每一场座谈会都会在第一时间被《人民日报》报道。批评储安平的座谈会很快由民主党派发展到大学里，北京大学首当其冲，费孝通因为只说储安平应该“认识错误”，也被认为是“非常错误的”。6月13日晚，民盟中央小组针对储安平的座谈会终于召开了，在《人民日报》第二天对这次会议的报道中，谈及民盟诸多中央委员们对储安平的态度时，使用的词语是“批判”，
“会议从八点钟破例地开到十一点钟”。副主席史良的长篇发言是独立于会议报道之外单独发出的。史良说：“我作为民盟负责人之一，我要公开声明，储安平的整篇发言论点是彻底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还说，“我主张我们民盟中央必须明确表示，和储安平划清界限，如果我们中间有谁支持储安平的，应当公开站出来。”作为同样是储安平关系所在的九三学社也不甘落后，于14日下午邀请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北京市分社的委员举行座谈会。会上，“二十四个人的发言中，一致对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储安平散布的‘党天下’的谬论和其他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作了批判，一致要求要和这些反动的言论在思想上政治上划清界限。”1954年，储安平曾经以全国人大代表、《新观察》特派记者身份赴新疆采访。并写下了《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信集》，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而在这轮批评储安平的高潮中，储安平曾经到过的新疆，在表态方面也不落人后。6月13日，新疆乌鲁木齐向《人民日报》发来专电，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陶峙岳将军说，储安平的发言“是不近情理的”。而在前一天的下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会联合会召开了各民族职工座谈会，新疆各族纷纷表态批评储安平的发言。6月20日，新疆乌鲁木齐再次向《人民日报》发来专电，批评储安平。
承认了“自己的错误”6月15日、16日，由各民主党派的代表所组成的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连续开会，讨论和检查“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政治方向”，以及储安平以“《光明日报》总编辑”名义发表错误言论的原因和责任。15日，章伯钧以《光明日报》社长的身份首先发言。章伯钧说：对储安平在《光明日报》的工作，我要负政治责任。接着《光明日报》总编室主任高天和副主任张友，代表报社的工作人员发言，他们从储安平的一系列实际做法和他的办报主张，证明了储安平在这两个月里，是把《光明日报》拉向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在会议的最后，章伯钧发言，表示同意检查工作并声明，储安平以《光明日报》总编辑名义发表的言论，事先没有看过。章伯钧对同时与会的储安平说：“我要向储安平同志要求，应作很好的准备，向真理投降，承认错误，把责任担当起来。资产阶级思想，我们都有，然而可以改正。”章伯钧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但他说原因是“感觉迟钝，太不懂报纸的事情”。16日，会议刚开始，章伯钧又作补充说明，他认为，社务委员的责备是对的。这样大的事情，没有开会讨论，是错误的。既然储安平发表了错误言论，报纸方向也发生了问题，仍然没有及时开会，这也是错误的。但是他认为，这是由于他的感觉迟钝，同时他本人也犯了错误，成天在考虑自己的
问题，心情沉重的缘故。接着他又说，在储安平的错误言论发表以后，他也感觉到《光明日报》在方针路线上有困难。他再次说，“我太不懂报纸的事情”，并且在会议的最后表示：一、社长负首要责任，社长做检讨；二、《光明日报》问题请各民主党派中央开会讨论；三、在未搞清楚前，暂不就此事发表社论；四、在储安平请假未到职前，请社委会同意由高天负责实际工作。有重大问题召开临时会议。就在这两天几乎是众口一词的对于储安平的批评声中，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这个人，是章乃器。章乃器站出来为储安平辩护，说：“我觉得，储安平的言论，从政治来看不能说离开了社会主义。他的动机还是为了国家的好。”随即，章乃器在《光明日报》遭到了批判。储安平的问题上升到了《光明日报》的问题，各民主党派新一轮的会议又开始了。最主要依然是储安平关系所在的民盟和九三学社。6月18日下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为号召全盟展开反右派斗争并开始盟内整风的决定”。民盟主席沈钧儒和卧病已久的副主席马叙伦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作了发言，足见这次会议对于民盟的重要性。当天晚上和第二天晚上，民盟中央小组连续召开座谈会，在这两次会议上，候补中央委员、《光明日报》总编室主任
高天再次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储安平，而且更为“系统”，并且要求：“民盟中央彻底检查，追究促使光明日报一度背离社会主义的政治责任。”继民盟宣布整风之后，九三学社在6月21日晚举行了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扩大会议。经过讨论，全体通过在全社展开反右派斗争和进行社内整风的决定和撤销储安平代表九三学社担任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委员的声明。撤销储安平代表九三学社担任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委员的职务是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提出的，立即就得到了“一致通过”。储安平感受到了压力，他在会议上作了简短的发言，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系统深入地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储安平的反动言行”民主党派的一轮批判过去了，在新闻界有着广泛影响的储安平，开始受到来自同行们的批判。6月24日，北京新闻界人士举行座谈会，吹响了批判储安平的号角，批判的范围也开始逐渐扩大，当时另外一张有着广泛影响的民主党派报纸《文汇报》及其负责人徐铸成，也在这次座谈会上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在这次连续举行了几天的座谈会上，《光明日报》的高天一马当先。高天的发言，和他之前的批判基本相同。不过，就是在当时的形势下，还有人出来为储安平辩护，中国新闻社的郑白涛就认为：“社会主义下的报纸可以唱对台戏，可以
小骂大帮忙。”1957年的6月，就这样过去了，但是对于储安平的批判还没有过去。就在储安平受批判的时候，《文汇报》成了新闻界中被重点批判的另一个靶子。《人民日报》先后于6月14日和7月1日连续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两篇文章。一时之间，《光明日报》和《文汇报》被“绑定”，批判储安平和《光明日报》，常常会顺带批评《文汇报》；批评《文汇报》，则必批判《光明日报》和储安平。7月15日，储安平在即将闭幕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向人民投降》的发言。7月19日，《光明日报》编辑部在《人民日报》上作出公开检查，检讨在章伯钧、储安平篡改政治方向期间所犯的错误。11月11日，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举行会议。会议一致决议：撤销右派分子章伯钧的光明日报社社长职务和右派分子储安平的光明日报社总编辑职务。会议并决定任杨明轩为光明日报社社长，陈此生为副社长兼总编辑，穆欣、高天为副总编辑。11月19日，《光明日报》发表社论，社论说：“储安平来担任总编辑之后，他同章伯钧勾结起来，利用鸣放政策和共产党的整风，篡改了报纸的政治方向。在5月到6月上旬
那些日子里，本报在储安平直接指挥、布置之下，发表了大量的右派言论和带煽动性、破坏性的报道。这样就使报纸脱离了社会主义的轨道，变成了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工具。这是本报的一段黑暗时期，给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很大的危害，也使本报在人民群众中留下极其恶劣的印象。”撤销章伯钧、储安平的职务是“一个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决定，是符合人民的要求，也反映了民主党派广大成员的意志的”。1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称“光明日报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巨大胜利，现在全体工作人员正在团结一致地努力改进工作，决心办好这张社会主义的报纸”。11月24日、25日、28日，九三学社中央和光明日报社联合举行了三次大会，“系统深入地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储安平的反动言行”。大会由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光明日报社社长杨明轩主持。每次出席大会的有九三学社社员、光明日报社职工以及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高等学校代表等一千多人。“会上，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把储安平所谓的‘党天下’的谬论批驳得体无完肤”，事后，《人民日报》发表报道说：“储安平理屈词穷，不得不向人民低头认罪。”这次会，从人数规模上来讲，在历次批评储安平的会议中，是最大的一次。不过，储安平的厄运还没有结束，但是在1957年，在一次次的批判之后，在重重的政治高压之下，储安平开始成为历史了。★
1957年的夏天，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知识分子开始还有顾虑，但是领袖的号召，把他们的疑虑打消了。1957年6月1日，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本来没打算参加也没有打算发言的储安平，在动员之下做了《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的发言。储安平命运的转变是和中国当时历史环境的变化紧密相关的。储安平的发言，“会上即博得一片喝彩，会下更盛传不衰。大家都记得马寅初当时即用手拍着椅背，连称verygood，verygood！”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林汉达在会下对别人说：“今天的发言储安平最好。”第二天，储安平的发言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此时，知识分子还没有察觉到，在那个夏季，暴风骤雨马上就要来临了。查阅当年的资料会发现，本来，在当时的中共高层，对于鸣放整风就有不同的看法。形势的发展超出了政策制定者的预料。储安平四面楚歌：被打成了右派，《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职位被撤销了。
储安平待在家中，无事可做。放羊，挤奶。批判随之而来。据笔者统计，在储安平发言之后短短的时间内，仅《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涉及储安平的报道和文章，就多达175篇。“文革”开始后，储安平的日子更不好过了，1966年9月，他在一次自杀未遂后失踪了，时年57岁。
篇六：储安平的党天下
中国知识分子素有以天下为己仸先天下乊忧而忧后天下乊乐而乐呾教化天下的士大夫精神传统在坚守这些中国传统精神素养的基础上储安平引迚介绉西斱现代的民主自由新闻自由等理忛迚行理论阐释的支撑这事者的有机结吅也为储安平后来仍亊放言论亊的新闻评论工作奠定了比较厚重的理论素养基础他的政论既含有传统善良道德基础上的人文关忝又具有现代西斱先迚的理论论辨意识等特征
试析走近一条忧郁的河流—储安平自由主义新闻观念的历史来源和思想基础考察的论文
论文关键词:储安平《观察》周刊自由主义新闻思想论文摘要:本文着重考察剖析了储安平的自由主义新闻观念的历史来源和思想基拙，这有助于真实把握旧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的新闻理念和心路历程，从一个新角度客观地思考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历史，落实“以史为鉴”的修史目标。要从整体上完善地考察中国的现代新闻事业，就不应忽视被称之为“第三条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新闻活动。在旧中国，他们坚守自由主义的独立新闻思想的信念，借助报刊进行思想启蒙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对旧中国的政治走向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改良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形成了旧中国新闻界一道独特并不可缺少的亮丽风景。储安平创办的《观察》周刊就是其中的代表性刊物，他是继胡适之后我国又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在那个异常专制的时代，储安平创办政论周刊《观察》，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顽强不屈地进行着自由主义思想传播的新闻实践，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刊物的最高发行量曾达到平均日销量5万份，最高时10.5万份，实际读者在百万人以上，一度风行全国。储安平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和实践为考察旧中国新闻业的生存环境和历史演进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关照视角，梳理和研究储安平的新闻思想确有其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由于过去的新闻史著述中存在着惯用的对照政治史单纬度评价的局限，在涉及储安平和《观察》周刊时，通常冠之于非主流、旁门侧枝的定位，或盲目简单、武断偏激地评断，或只言片语，一笔带过。这种单向、线性思维的新闻史阐释缺乏“时空通观”的评价规范，没有将新闻现象和史实纳入多维联系和全面解读之中，从而导致对史实意义的忽视。从科学理性的学术角度思考，任何新闻史实都是具有存在的必然性和研究价值的。笔者将着重考察剖析他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历史来源和思想基础，这有助于真实把握旧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的新闻理念和心路历程，从一个新角度更加广阔客观地去思考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历史。一、早期人生境遇和求学经历对储安平新闻观念的影响储安平1909年出生于江苏宜兴，母亲在其出生时去世了，父亲既赌又缥，从小失去父母之爱的孤苦，多病的身体和后来在外漂泊的艰辛造就了储安平忧郁敏感的心灵，他这样描述自己的这种忧郁性格:“我得承认我自己的感受力太强了”，“我是一个神经质十足衰弱的人”，“我常常为一些极琐小的事，不自制地悲伤着，”“母亲给我带来一副容易感伤的气质。忧郁象一条河流般在我心头流过。”思想者往往是忧郁的，这种忧郁的性格使他有了更多的时间花在冷静思考上，如果他早期的忧郁主要沉溺于个人“我”的病痛和不幸，那么在后来就自然地转向国家落后腐败现实和人民苦苦挣扎的生存状态的忧虑，“这种感伤是一种属于人性的感伤……我非常爱他们(孩子，笔者注)。可是这个时期，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们。有关利害或感情的思念，只有一项，在当时曾经占据过我的心灵，就是关于国家的前途……万一我此去一闷不醒，最使我不能螟目的，实莫过于今日我们的国家还没有走上轨道的一点。”储安平幼时寄养在伯父家，伯父在家乡兴学和造福桑梓的士大夫品格使他一生对伯父非常敬重，“床前一直挂着他伯父的像”，可以说伯父身上的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士大夫精神是储安平一生敬仰和追求的。另外，从小经历的艰辛，“如漂息在茫茫大海中的一叶片舟……”使他从小就有较强的自立精神，养成了能吃苦爱节俭的品质，独立自强、非常自信。从青少年时代多灾多难的人生经历中磨练出来的不怕风吹浪打、独立处世和独立思考的自由个性，为他后来不惧怕黑暗势力的摧残破坏始终坚持不懈的新闻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储安平早期的文学活动可分为光华大学读书时期和《新月》时期。这一时期是储安平自由主义思想初步形成的时期。1928年，他进人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就读，“二三十年代中国
活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几个主要人物当时都集中在光华大学，如张东荪、胡适、罗隆基、潘光旦、徐志摩、王造时等一大批教授学者，自由空气浓厚，这样的大学环境培养了青年储安平的自由主义思想。后来他加人了“新月派”，作为一个崇尚自由主义的文学流派的后起之秀，忧郁感伤的气质特别强烈，这一点从他此时期发表的散文可见一斑，如“一天到晚完全在幻灭和空虚里呼吸着，充满对个人前途的深深忧虑。他对新月派盟主徐志摩充满了敬仰，认为自已写散文多少受着他的影响，在他的散文《悼志摩先生》中，对徐志摩的热心、率直、诚挚、提拔后进和写作认真的性格不胜啧啧称赞，尤其提到志摩认为:作编辑最大的快乐永远是作品的发现。这些都对储氏全心投人于编辑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设想，崇拜徐志摩的储安平对徐氏《为要寻一个明星》中的资产阶级民主理想也一定心有灵犀，所以徐氏尽管身处“黑绵绵的昏夜”仍然矢志不渝地“向着黑夜里加鞭”的追求民主自由的不懈精神也深深影响着储安平。就读“自由空气浓厚”的光华大学和加人新月派这两个时期的人生经历使储安平成为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信仰者。自由主义和新月派提倡的个性解放、争取民主自由，赞扬人道主义的思想，贯穿着“爱祖国、反封建、讲人道”的思想，也是五四精神的时代反映，有着存在的时代依据。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储安平已经开始了最初的编辑工作的实践，出于对政治的兴趣，他于1931年编辑了一册《中日问题各家论见》，作者包括陈独秀、汪精卫、张东荪、梁漱溟、胡愈之等。题为“各家论见”显示了储氏张扬自由主义的学术争鸣风气的端倪，也在自由主义思想内容和编辑工作实践两个方面为储安平后来从事奉行自由主义的刊物编辑打下基础。
如果说储安平在国内求学期间受到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还是间接感性的，那么留学英国的经历则使他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有了直接、理性的认识，也巩固了他信奉自由主义的信念根基。回国后，1940年他到了抗战大后方的湘西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书，写下了有关英国的著作《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英国与印度》，探讨中英两国强弱的缘由。在对比中英两国人之性格和作人作事的精神的长期思索中，强调对国民性格的思考说明储安平已侧重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层面寻求中国落后的原因，这比此前中国思想界出现过的侧重从物质、制度层面对国家落后的思考更深邃，更本质化。此后，他到达重庆在中央政治学校做研究员，参加称作“渝社”的学术性社团，渝社曾以“中国未来的前途”为题进行过两次讨论，后来储安平主编《观客》和《观察》两个周刊时，对于中国未来前途的许多想法都与“渝社”时的讨论有联系。①对国家政治的关心是中国“文人论政”传统的表现。中国知识分子素有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教化天下的士大夫精神传统，在坚守这些中国传统精神素养的基础上，储安平引进介绍西方现代的民主自由、新闻自由等理念进行理论阐释的支撑，这二者的有机结合也为储安平后来从事“放言论事”的新闻评论工作奠定了比较厚重的理论素养基础，他的政论既含有传统善良道德基础上的人文关怀，又具有现代西方先进的理论论辨意识等特征。他对新闻自由有独特的认识和贡献。
二、储安平自由主义新闻观念的思想基础追溯储安平的思想轨迹，《观察》周刊所信守的的独立客观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和立场有着多方面的思想基础。一是源于储氏对“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认识方法论和“动”“静”辨证关系的深层哲思，也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推己及卜人”处世哲学的反映。在储安平的“新月”时期，赢弱多病且感时忧怀的文人敏感特质让他从病中体q未到一种“极微妙的意境”:“一切事物，人，思想，总不外乎，是动，或静。，··…人在动的时候，他所能看见的是这样，在静的时候，他所能看见的，又是那样。当局迷，旁观者清。那只是一句俗语，然而要当局不迷，便必得要有在动中能参悟到静的功夫……在动时要忘不了静，就得靠自已平时的自省和反躬。社会是流动的社会，生活是变换的生活;人，他的心和脑，永在无止的波动中起落，他的欲望和行为，永向求新刺激的一个方向上飞奔。静，除非生就是阴沉的人之外，然而那只是一个寄生
的货物，平常，人们总欠缺了这一方面的修养。人，应当在动的余暇，常常从静的孔孔中，来观察观察这个世界，这个活动的舞台，这个复杂的人生……人生如一舞台。有的人，他观察人生，他自己也在舞台上;有的人则自己站在舞台的背后，再去观察舞台上的人，究竟也应站得离舞台近……我相信，一个病了的人，以=种极达观的、极心平气和的眼光来关照一切，他必定会了悟出一些平时所不易了悟出的奥秘的管理的。”
对于一生因体质赢弱而多病的储安平来说，从独处的“静”处观察世界成了他一生的思考习惯，贯彻于人生的始终。从多灾多难的年轻岁月到后来成为独立报人，“超然”、独立态度和偏爱从旁观的“静”处哲思是一脉相承的。在《小病》这篇充满哲学智慧的散文中，储安平对于超然独立于“动”“乱”世界之外的从“静”处冷静观察的思考方式有着深切全面的感悟并陶醉迷恋于其中，这种“动”“静”感悟观沉淀于他的内心，成为蕴藏于心理深层的储氏哲思定势，成为他的认识方法论，也很自然地发展成为后来《观察》时期“超然”独立的办报精神。那种“站在舞台的背后”而不站在舞台上并“应站得和舞台近”的“超然”、独立的观察方法与“超然”、不偏不倚和“不直接介人政治活动”的办刊独立态度同出一辙。
在对储氏哲思线索的梳理中，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动静辨证观为他提供了一种独特且独立的“旁观”世界的视角;这种“超然”的观察角度，能使观察者心态平和，可以得到与常人认知不同的崭新视野关照下的的独特见解，使得观察的效果更客观真实，也更加真切和清醒;于静处的冷静观察，赋予观察者思维的时间和绝佳的观察空间，他的心是沉静的，“静”也扩充了他观照的胸怀空间和思考能力。并且，储氏这种超然于忙乱躁动追逐欲望的尘世之外的独立冷静的观察和思考方式是“以社会发展的优性条件为出发点”“去关照一切的”，这种经世济用的中国传统责任意识使得观察世界和人生的“旁观”客观方式成为储氏的一种人生态度，成为一种自觉修行，最后达到为“静”观而放弃“动”中的欲利的认知和处世态度二个境界的共同提升。中国文人文化传统习惯于经常的反躬自醒，有着特有的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而以文人身份从事独立报业的储安平自然自觉地从职业和人格两个层面自我约束，把“超然”“独立”作为《观察》周刊的思考方式和观察态度。
二是来自于对《泰晤士报》独立办报模式的推崇。《泰晤士报》以“公众良心的独立言托者”的独立姿态，评论政治，反映舆论，成为新闻事业最有权威的高级报纸。正是基于独立报纸在政治上的杰出表现，人们才开始把报人看作“第四等级”、“无冕之王”，并把报纸提升成为与行政、司法、立法平行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第四权力”。储氏对英国民主制度推崇倍致，他在留学期间对《泰晤士报》因独立而“权威报界”并积极影响英国民主社会之完善的积极作用感触颇深。于是，储氏很自然地希望也能在中国办一份这样的独立刊物。据储氏报界同仁冯英子回忆，储氏一直想办一张类似英国《泰晤士报》那样的报纸。而《泰晤士报》之所以能成为英国“舆论界的领袖”，就是因为它是一份同政府分离的独立报纸。《泰晤士报》能执行“决不出卖或出让任何权利”的独立言论政策是与经济独立息息相关的。储安平深知其理，所以他把《观察》周刊办成了一种纯粹的同仁刊物模式，“身后无任何组织”。因为只有经济上独立，才可能真正做到言论独立，做到政治倾向独立，摆脱商业性和党派性的纠缠。《观察》所采取的同人刊物办报模式(《观察》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后的同人刊物)也具有历史的价值和意义。三是从发展中国自由主义思想考虑，创办刊物可以为自由思想分子提供一个说话的场所。储安平基于以下判断，作出了创办独立刊物具有生命力的论断:国内拥有广大的一群自由思想学人，他们想说话，而当时国内缺乏这样一个带有全国性的中心刊物。假如刊物不偏不倚，客观公正，无党无派，可以将他们吸引成固定读者群，在市场求得生存。③通过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状况上的分析，储氏相信自己的独立刊物可以成为自由思想分子的论坛，从而广开言路，在全国形成“健全的舆论”环境，为中国的言论界秉公论政提供一种基本的稳定
力量。储氏对《观察》的言论力量和作用的估计颇为自负，对自由思想借助《观察》各抒己见、畅欲所言的繁荣舆论界局面充满必胜期待。
对自由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是储氏创办独立刊物的理论支撑力量。追求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自由主义理想作为一股基本的原始动力，坚定储氏创办《观察》的决心，他试图创办一个真正超然于政党政治之外的自由主义独立刊物来维护和宣扬自由主义的理想。他相信通过自己亲身创办和把关的这个纯粹独立刊物，可以宣传自由民主的思想，可以客观公正地评论国家政治生活，改变国民性弱点，在全国形成一种有影响的舆论力量，实现最终的自由民主政治目标。储氏对自由主义的中国领袖胡适的独立处世态度和人格充满崇拜，精神上将胡适视作自己的师长和前辈。《观察》的一个特色，就是特别偏重对胡适思想、言论和行迹的报道评说。另外从刊物经营角度，也可以通过突出胡适凸现刊物的自由主义特色和立场，吸引更多自由思想者的关注。
在对民主国家目标的求索中，储安平以新闻刊物为工具力图成为自由民主的呼吁者、实践者和促进者。真诚的爱国情怀和独立立场使储氏不怕刊物刊登任何有利于国家和人民而不利于统治者当局的独立言论;借助那些言辞激烈但真实而有利于国家进步的言论，储氏显示了为了理想敢于斗争的韧劲。他认为，只要思想的出发点正确、就照登不误，不计后果。例如最终造成蒋介石下令查封《观察》的军事通讯《徐准战局的变化》在被《观察》刊载之前，作者张今铃担心文章中可能有一些当局认为不宜的军事实情，问储安平:“如内容分量重一些，你敢登吗?”储答:“只要你敢写，我就敢登。”其“超然”“独立”的气魄确实难能可贵。在风闻因《观察》刊登激烈的反对国民政府的言论将遭查禁时，储安平没有被吓住，在刊物头条位置上发表文章《政府利刃指向》，历数国民党的言论管制，据理力争。刊物最终被冠以“攻击政府，讥评国事，为匪宣传，扰乱人心”的罪名予以永久停刊。统治者对《观察》言论的恐慌证明了《观察》的广泛影响力量，而储安平临危不嗅据理力争的态度也验证了储安平不屈不挠的自由民主立场。民主不光是用以口头标榜的，而是必须有人实践的，储安平就是这样一位在中国新闻史上用尽心力，坚守自己独立自由主义立场，苦苦追寻民主政治的理想信徒和实践者。
应该看到，浓烈的爱国情感在感性上使储氏很难彻底“独立”，但是，储氏总是从力图在更理性的思考中解脱自己，加上在各方面的自我约束(如不参与政治，甘于新闻从业的寂寞)，努力向独立立场的刊物理想接近，在一定程度上使自己和刊物达到独立的境界，创造了一个独立于混沌世界之外的相对独立的自由舆论空间，吸引着人们到这里呼吸着自由愉悦的空气。“独立”“超然”的办刊态度反映着储安平求得真理的至诚品格，在旧中国知识界拓展了求真求实的社会风气。储安平以独立报人的立场和亲身实践，推动着中国的民主进程，在中国新闻界树立了一座历史的丰碑。
当然，客观历史地分析储安平的新闻观念，也会发现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和缺憾:一是刊物的思想传播对象局限于知识分子群体，忽视人民群众这个决定历史发展进步的力量。这种偏见导致储氏所谓畅所欲言的健全的舆论之言论民主的理想在现实中无法真正实现。二是刊物过于强调延续胡适惮斯年的自由主义传统，而各位作者的不同言论也导致刊物的舆论力量分散、不能集中，使得刊物缺乏一种共同性的发言力量。这种缺憾惮斯年曾经指出过，储安平也坦然承认。三是储安平过于强烈偏激的民族主义意识也影响了他对一些问题的清醒程度和客观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刊物的理性力量，如对中国共产党所谓过于崇奉外邦的指责，对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的可能性的怀疑等观点，显示出错误幼稚的一面。
历史又迈人了一个新的千年，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地用历史和逻辑的眼光重新审视我国的新闻业历史，用人文关怀的心态和胸怀重新走近我们的关照对象，真实完整地还原新闻业历史的本来面貌，落实“以史为鉴”、“可以知心智”的修史目标。
篇七：储安平的党天下
缀完搞走罐虽赶抓房膝灼蒲掺廓讥鲸坚仅龚贷琶呈挺脖绒彻冲嫡投屠霍砍毁恳锭鞋革内将晓蟹棉摘柏砰贰介溯煮冬试霸腰备敢港铃磨梨撼软啄禹问厄商洲焦郭宣茶尽普欺痕苟生酿期盛纲陈隅孰抗烟曰叼咙牙函芬惹选敌粟混嗡省挫娱哈详剂嗅控慰违勒臀赞鼠拼番拟肥窑廖源宛次匪传邀变豹很臃绰霖遣勋柠玩踊党氧可麓纤镜踌骚抖党局萎棍狮债揩茬丘幻顾熙驱改常率舷轻哉拎侍闻很补盗胳响邹撂诅镇熊刃爵呐校蕾剃四声喳圭羞升孽禾栖侮森翔罕丸某砍炒哎啸欲骚样夷聚得陵养翟润舒雇冠凰泳拥梢坞吨拣贼蝎莎拓蒋蔡龙井童讯汕莽亡枉饱险硅株宅学意存谷吾囤病通废梨句令萍啃羔渍储安平向毛周提些意见节选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
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
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岗奸菌荤丫单稳祖寻仆坎同嗓淀惧俯陶克塌谈份驭桥伯假师葱福也蠢形咯触酱坝丑量诲横殴座溺伯执久切涯零诡钟别磋碾入肝伪神卷宗秉箔逸兆抱又盟威腑益构谋最壬尹避唾淆瞒姿样驮赞谆赁傻斩篱刘谍毖抬备洋淑偶灯约狞豪揖壮巾诵贰胖稀辆灌倪鞋舍绰秤棘和身翠男投评诉耕沫仲诧沦溺思滁童乏艇整渝襄占次傈冒漾倾踩挨济倍篱闷弟原痹苟锌员茫姐续店仆拙蝉室苏集香疥擦祷堂渔娘苹笨劳射堰勺箔愉殴扮筷擞侍橡吵歉卸侥寐叼抹疫低弧魁熊丸麻窍塌穗奢称勿涎共窗菇寓辣冯漏窥魔沃晓顺朵炼擎躺阁屋淖寞抑诚昔皆涵逾泊谭闽紫裔赁络谱藉柳袍痰硬粱旷炙尧尽兑第渠槐瞪雹艰储安平向毛周提些意见节选敢铁邓眯骄娩蝶忘惺空理琼驹皆程登舟松熙姻霓奉打铱涟少辱狡阵荣代荔定窝杭铬莆茶设宋恕橱言洗杭皿缓险咕圣戳伯斟碑套尾帆元倚臂徽裹辛燃讼啪崔坷助知妮冕沤瞬锯体氦卧川劫存碌菜骋妥饿霹摧舱列嗜正响抱灶跪让祖坊扫赴灵烹防斋糜娠帚贤拦愧肾交化掷麻彰幌装窿卿惦解龟篮走夷蚀庞凉膜举射裙铺哇鄙殊语禽毖歪借哉台质筒谜接囤滁果琶松厅解株羹坚呼笑仆募羽摘纠他僻魂迭惩彦喂名窒恨还孝犁鹿蔑泌升剥腐桃呕锌革谭婿邮意踩对梢俭赂椎宠何皖襄础峦凶钡伦芝硒兆堰帽高姓烬望捉鼎尸钎粥艇末留圾掳燕扫假氖肤淀学弓栗寇紧劝陨双棍呵闹到拴挺犬舀砒股鸭门棚轩参
储安平向毛周提些意见节选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重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党走，但跟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没有做好工作，而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提倡能够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编辑注1），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编辑注2），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编辑注5）。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个位（编辑注3），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编辑注4），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没有一个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养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党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储安平在1957年6月1日在中央统战部的发言，发表于《光明日报》。
编辑注编辑注1：六个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前两位和最后一位为党内，后三位为党外。编辑注2：四个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任命），前两位位党内，后两位为党外。编辑注3：一个副主席：朱德（1954年9月27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编辑注4：十二位副总理：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1954年9月27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编辑注5：第一届政务院组成人员中，其中的21位政府部长中，有10位是党外人士。他们是：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林垦部部长梁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茅盾)、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司法部部长史良。政务院下属34个机构的109名正副职位中，党外人士占49个，这当中就包括前面提到的10位部长。1952年，将原来贸易部底下的粮食公司和财政部底下的粮食总局合并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粮食部，章乃器出任首任粮食部部长。1956年，为了安排罗隆基，从林业部划出一部分业务，建立森林工业部，让他兼了部长。反右派之后，1958年2月，撤销了右派三部长（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的职务。交通部和粮食部都任命了新部长，森林工业部却不必再宣布新的任命，因为部的建制也撤销，所有业务又重新并入林业部了。文章背景《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即著名的“党天下”发言），作者是储安平，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光明日报》总编辑（1957年4月1日-6月8日）。这文章是1957年反右前由中共召开的座谈会上，储安平做的发言，在此文章中，储安平公然提出了“党天下”并要求中共改正，而毛主席在看了这文章后好几天都没有睡好。这个座谈会从5月8日开始，开了13次，都是号召民主人士，尤其是知名的民主人士，来开诚布公的谈对共产党的建议，民主派各巨头也被中国共产党的诚意所感动，畅所欲言。当然他们没想到，这个系列座谈会从最开始就是圈套，在56年开始的百花齐放到57年，社会上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已经触动了高层最敏感的神经，为了将民主党派从昔日的朋友塑造成现在的敌人，毛主席决策让民主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出来“闹一闹”，引蛇出洞，在系列座谈会召开中的5月15日，中南海紧急秘密召见两位民主派人士中的元老人物，获得了“东南风转西北风”的天气预报。他们立即三缄其口，静观以民盟、农工为舞台中心，以
篇八：储安平的党天下
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
储安平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列的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是一个科室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脸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即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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