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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的形成 毛泽东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的形成
1941 年“九月会议” 未能深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 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首的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是延安整风的产物， 其最初起源， 是 1941 年 9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 1941 年“九月会议” ）。
1941 年 5 月， 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 痛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 揭开了延安整风的序幕。
9 月 10日至 10 月 22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 讨论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路线问题， 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出席“九月会议” 的政治局委员有在延安的毛泽东、 任弼时、 王稼祥、 王明、 朱德、 张闻天、 康生、 陈云、 凯丰、 博古、 邓发等。
会议虽然时断时续开了一个多月， 但实际上只是开了 5 次会。
会上 28 人次发言， 趋于一致的认识是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至 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前中央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 而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认识却分歧很大。
除王明肯定四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外， 也有人认为四中全会决议基本正确， 大多数发言没有完全否定四中全会， 但持明显批评的态度。
1941 年“九月会议” 因王明对抗战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提出批评，要求讨论这个问题， 但旋即他又突然生病不能出席会议而结束， 因而也使中共中央对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历史的讨论未能深入下去。
因此，为了 进一步弄清党历史上的路线是非， 10 月 13 日， 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首， 有王稼祥、 任弼时、 康生和彭真参加，并由王稼祥负责起草文件的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
适时对重大问题作出决议， 是中共工作的一个基本方式和惯例， 如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作出反对“立三路线” 的决议， 遵义会议对第五次反“围剿” 作出决议等。
1941 年“九月会议” 结束后， 10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此次会议讨论的情况作一个决议， 并决定由毛泽东起草。
实际上， 在此前后， 毛泽东非常注重对党的历史问题和经验教训的总结。
1940 年下半年， 他在为召开中共七大而收集、 编辑和研究中共
六大以来的主要历史文献的过程中， 看到许多在中央苏区时没有看到过的材料， 深刻地感受到“左” 倾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
在 1940 年 12 月 4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毛泽东集中地阐述了他对党历史上的右倾和“左” 倾错误， 特别是土地革命后期“左” 倾错误及其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的认识。
他指出：
在大革命末期， 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 下令制止工农运动； 在苏维埃时期，最初实行打倒一切， 到六大时纠正了。
但到后期， 又是打倒一切。
“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 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 所剩的只有陕北苏区。
所以苏维埃后期的损失， 实际上比“立三路线” 时的损失还大。
遵义会议提到这个时期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 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 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 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做些修改。
他总结说：
过去总的错误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 产生了对革命的急躁性； 大革命末期的右的错误和苏维埃后期的许多“左”的错误， 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和实际联系起来。
1941 年 10 月13 日， 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谈了他准备在政治局作的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左” 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草案要点。
他指出：
1927年下半年――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 指导思想的机械唯物论时期； “立三路线” 与苏维埃运动后期――这是“左” 倾机会主义时期， 思想方法上是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 六届四中全会虽在形式上克服了“立三路线” ， 但在实际政策上没有执行正确的转变， 四中全会决议对于当时形势与工作政策没有具体决定， 只说明交新的政治局讨论， 但新的中央政治局没有完成此任务。
毛泽东还对以上几个错误时期的主要负责人的情况作了分析， 指出：
1927 年大革命后期的错误， 主要负责者是陈独秀； “立三路线” 时期的主要负责者是李立三； 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要负责者是博古同志。
他还指出， 王明在四中全会中形式上纠正了“立三路线” ， 但后来在实际工作中仍未克服“立三路线” 。
基于这些认识， 毛泽东综合“九月会议”讨论的情况， 起草了一份 1941 年“九月会议” 决议， 题目是《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结论草案》（简称《历史草案》）。
此草案共有 16 个问题， 近 2 万字。
毛泽东起草的《历史草案》 对六届四中全会后的路线作出了初步结论
《历史草案》 论述了土地革
命后期党的政治路线。
它首先以“三个时期的路线” 为题， 简明扼要地说明了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三个时期的路线结论：
“中央政治局在收集详细材料经过详细讨论之后， 一致认为四中全会及其以后一个时期， 中央领导路线虽有缺点、 错误， 但在基本上是正确的。
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这一时期内， 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
遵义会议及其以后， 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
”
其后，《历史草案》 以15 个问题分别论述了这三个时期的路线内容， 并对其形成根据和特点进行了分析。
“关于四中全会及其以后一个时期中央路线的估价” ， 基本上是按照 1941 年“九月会议” 的认识写的。
《历史草案》肯定“四中全会的成功方面” 是：
指出“立三路线” 的错误是路线错误， 打击了以罗章龙为首的反党右派， 恢复了共产国际在中国党内的信任， 克服了“立三路线” 反国际的性质。
此外， 那时的中央放弃了组织城市暴动和攻打大城市、 解决富田事变的争论， 以及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围剿” 中都做了工作， 这些都应该肯定。《历史草案》 同时论列四中全会的错误：
没有揭发“立三路线” 的思想根源是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水火不相容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 为后来“左”倾路线埋下了思想根源； 没有对当时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作出任何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没有具体指出中国革命特点的极大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性， 因而没有具体规定当时苏区和白区的策略任务。只是抽象地批评“立三路线” ， 而不能反对其具体的错误策略， 并提出白区的工人和群众应当继续“举行集会、 游行示威” 的盲动策略，这就为后来“左” 倾路线埋下了政治根源； 在组织路线方面犯了类似“立三路线” “压迫政策” 的错误， 打击了太多的人， 如瞿秋白、 关向应， 还有何孟雄、 林育南等， 这些同志在本质上都是好的， 这就为后来的“左” 倾路线采取宗派主义立场埋下了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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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不相信苏区党和红军的原有领导， 派遣自己相信的人取而代之， 所谓“钦差大臣制度”自此而始。
四中全会认为“右倾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 ， 这对反对罗章龙来说是对的， 但对全党来说是错的。
当时党内情绪以反映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急躁性为多， 四中全会没有指出党内“左” 倾危险的严重性， 并强调反对所谓“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 ， 这就为后来“左”
倾路线在全党大反“右倾机会主义” 埋下了根源。
四中全会“全靠共产国际” ， 只克服了当作政治形态的“立三路线” ， 不能克服当作思想形态的“立三路线” 。
这是后来形成新的“立三路线” 的最主要原因。
他们强迫推行共产国际东方部制定的极左的土地政策， 大反所谓“富农路线” ， 造成了在经济上消灭富农、 在肉体上消灭地主、 影响中农利益的严重局面。
实事求是评价博古路线的错误和特点
《历史草案》 的重点是分析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时期的路线错误，其内容在全篇 16 个问题中占了 10 个。
其时， 毛泽东认为这条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是“博古同志” （后来修改时加上了王明的名字， 改为“王明同志与博古同志” ）。
他指出：
“博古同志领导的这条路线是在思想上、 政治上、 军事上、 组织上各方面都犯了 严重原则错误的，集各方面错误之大成， 它是形态最完备的一条错误路线。
”
毛泽东逐一对其错误进行了阐述。
在思想形态方面， 毛泽东认为博古的路线是“左” 倾路线， 犯了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错误。
其在认识论上是主观主义， 方法论上是形式主义。
毛泽东指出：
博古等不懂唯物论， 不从变化的客观实际出发， 只从主观愿望出发， 提倡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 把马、 恩、 列、 斯的话一字一句地装进党的指导文件中去， 机械地搬运苏联的经验。
博古等“片面的、 孤立的看问题，把客观现实的片面加以主观的夸张， 迷惑于事物的表面现象而抛弃其本质， 割断历史， 这就是他们的方法论” 。
毛泽东批评说：
他们的唯一本领是引证马、 恩、 列、 斯， 作得出夸夸其谈的长篇大论，写得出成堆的决议指示， 其实连半点马、 恩、 列、 斯也没有嗅到。
这种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思想形态， 是比较陈独秀、 李立三两个错误时期还要更加发展的， 其流毒也最广泛， 甚至现在在党内也没有肃清。
在政治形态方面， 毛泽东认为， 从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时期的中央领导犯了“左” 倾机会主义错误， 表现在：
对形势估计上， 否认日本入侵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政治上产生的影响， 继续强调一切地主资本阶层及其各党派“一概是反革命的” ， 同时夸大工人与农民已经革命化， 不满 20 万的红军比较一切帝国主义在华武装力量和 200 万以上的国民党军队民团的总数还“占优势” 等； 主张在上海进行中国的十月革命与建立上海苏维埃， 否认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配合， 打倒一
切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派别， 强调红军和帝国主义、 国民党的“决战” ； 在对中国的许多根本问题解决上， 混同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 否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与长期性， 对于革命转变问题与革命根据地的错误了解； 等等。
所有这些， 不但是对“立三路线” 的复活， 而且发展了它。
在军事形态方面， 毛泽东认为，博古路线否认红军的游击性， 不适当地提倡“红军的正规化” ， 在1931 年至 1933 年是打大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 到 1934 年第五次反“围剿” 转到军事保守主义， 实行“短促突击” 的军事防御路线和拼命主义， 在 1934 年冬以后则转到完全的逃跑主义。
在组织形态方面， 毛泽东认为， “左” 倾路线表现了极端恶劣的宗派主义。
这首先表现在 1931 年 9 月间由未经任何法定机关选举， 而仅依两个政治局委员指派临时中央的领导人， 在临时中央人选的委任上， “故意地压抑刘少奇同志 （他是很好的与很老的群众领袖， 又是政治局委员），而提拔了两个新党员 （博古、 洛甫）” “来掌握全党最高实权的怪事” ；在 1933 年 2 月临时中央迁到苏区后， 打击了在白区和苏区的差不多一切的上层、 中层老干部， 以及多少提出了不同意见的其他干部， 彻底执行了“钦差大臣制度” ； 实行“肃反” 中的逼供信政策， 把许多苏区的党和非党的好同志诬陷为反革命加以逮捕或杀害； 在长征前夜，故意与恶意地拒绝与丢弃瞿秋白、 何叔衡、 毛泽覃等同志； 至于把中央领导变成三人团， 变成外国顾问一人专政， 剥夺政治局委员与闻军国大计的权力， 甚至根本停止政治局的工作， “则是宗派主义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发展到了极点的时候” 。
这样恶劣的组织政策与干部政策，是任何过去犯路线错误的时期所没有见过的。
毛泽东还分析了博古路线的主要特点：
一是， 形态完备。
“在思想形态上， 在政治形态上， 在军事形态上， 在组织形态上， 色色具备， 无奇不有， 超过陈独秀与李立三。
” 二是， 时间长久。
“延长了三年四个月之久， 而陈独秀与李立三犯路线错误的时间则各只有半年。
” 毛泽东指出：
博古路线的后果非常严重， 白区党的组织力量（除了北方和文化界还保存一点极小的力量外）
差不多损失了 100%， 在苏区与红军方面则损失了 90%的力量， 仅剩下陕北一个苏区和到达陕北的 3 万多红军及南方的几百名游击队员。
根据以上分析， 毛泽东指出：
“所以我们
说， ‘左’ 倾路线是比之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与李立三‘左’ 倾机会主义路线形态更完备， 时间更长久， 结果更严重的一条机会主义的路线。
”
需要指出的是， 毛泽东在指出博古路线严重错误的同时， 并没有完全否定这一时期中央的工作。
他指出：
“左” 倾路线是错误的， 但“也不是说在这条路线的整个时期， 全党没有做一件好事” 。并以中央苏区为例， 指出在打赣州一役失败后， 随即纠正错误；在第四次反“围剿” 时， 实际指挥红军行动的同志接受了正确的意见，取得粉碎这次“围剿” 的胜利； 在第五次反“围剿” 的个别的战役作战中， 改变了上面的死板的命令， 也取得了一些胜利， 以及在形式上发布抗日宣言和与十九路军订立同盟等。
此外， 在推翻国民党、 建立苏维埃， 实现土地革命的奋斗目标上， 在要同进攻苏区的敌人进行作战上， 以及在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等， 都和正确路线的主张“并无什么不同” ， 因此， 也就可能作出一部分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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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关于四中全会是不是第三次“左” 倾路线开始的问题， 修改稿说四中全会在清算党内“左” 倾错误上不但没有起过积极作用， 而且扩大与发展了许多“左”倾错误， 认为 1931 年 9 月 20 日中央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 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决议》才是第三次“左” 倾路线充分形成的开始。
对此不少高级干部提出意见， 认为从四中全会起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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