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8篇

时间：2022-10-06 10:40:04 来源：文池范文网

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8篇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　徐金卫=　里银芳　浙江省衢州第二　中学　昌　1952年，钱穆承应邀讲演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共讲五次，每次限两小时，由于时间有限，钱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8篇,供大家参考。

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8篇

篇一：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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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金卫 =

　里银芳

　浙江省衢州第二

　中学

　昌

　1952年，钱穆承应邀讲演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共讲五次，每次限两小时，由于时间有限，钱穆选择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略举大纲。

　本来想再就讲演记录把在讲演时未及提到的，略事增补，不幸演讲完成后即负伤养病，没有精力对讲稿再事改进，只是对原记录稿与原讲义旨走失处稍稍校正。嗣后又有邀约，请写本“ 研究这个历代政治制度 ” 的教材．截稿期限甚迫，乃稍加修改，有若干新材料补人．于是 1955 年有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的问世。I1】

　一。

　本人手头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由生活 ·读书 · 知新三联书店于 2011 年 10 月出版，文字总计不到十万字，是～本一薄薄的小书，但从 2001

　年到 2011 年间，期间再版 24 次，发行量达 24 万 2 千多册。本书主要讲述了中央和地方政治制度、

　官员的选举和考试制度、

　经济制度和兵役制度等四个方面的制度．一本学术型的小书如此畅销着实难得，本人一个星期看了两遍，感觉书虽小，但收获不小，下面把阅读的

　收获写出来与读者分享。

　收获一：

　学到了理解制度的科学思路和方法。

　为讲制度提供了示范在讲到制度时，往往就制度讲制度，显得干瘪无趣，感到很难上得生动。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钱穆先生认为 “ 要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若离开人事单来看制度，则制度只是一条条的条文，似乎干燥乏味，无可讲。” ⋯前

　度虽像勒定为成文．其实还是跟着人事随时有变 ‘制动。某一制度之创立，决不是凭空忽然地创立，它必有渊源，早在此项制度创立之先．已有此项制度之前身，渐渐地在创立。某一制度之消失，也决不是无端忽然地消失了．它必有流变．早在此项制度消失之前，已有此项制度之后影，渐渐地在变质。” ⋯前

　钱先生的观点其实向我们指明了讲制度的科学思路和方法，为讲制度提供了示范。

　比如对汉代察举制的演进退化。钱先生就按照以上思路做了较为详细的叙述．笔者摘编如下：

　汉代官员怎么产生 ? 从哪里来 ? 当时封建世袭制度已被推翻，首先让人想到军人政治。

　其次是富人政治。

　汉代都不然，这一方面的制度到汉武帝才渐于定型。那时已有了太学，好比现在的国立大学，只有一所，里面的学生，考试毕业分两等，当时称科，甲科为郎，乙科为吏。甲科为郎官，郎官是皇宫里的侍卫，在皇帝面前服务几年，遇到政府需要人，就在郎官里面挑选，则官员便羼进了许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一定是贵族子弟：

　乙科回到本乡地方政府充当吏职 ( 地方长官的掾属 ) 。⋯ 举孝廉到汉武帝成为有定期的选举，正式成为一项一年一举的制度，每年一郡向中央推荐一两名孝 ( 子 ) 廉 ( 吏 ) ，全国一百多个郡有两百多名孝廉推荐到中央，这些推荐到中央的孝廉大多是太学毕业生，在地方政府为吏出身。这样皇帝的侍卫集团无形中也变质了，全变成大学毕业的青年知识分子。于是从汉武帝以后，汉代的做官人渐渐变成都是读书出身了。后来郎署充斥，要待分发任用的人才尽多，于是就把无定期选举、特殊选举都无形搁下，仕途只有孝廉察举的一条路。这样的政府尽管有贵族子弟，但终究是少数，不能叫它贵族政府；郎官不是军人出身，也不能叫军人政府；郎官也不是商人资本家的子弟，也不能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政府：

　这样的政府只能叫它读书人的政府，

　或者称士人政府。⋯H 由于别的仕途都阻塞了，于是大家就争当孝廉。

　本来孝廉，一种是孝子，另一种是廉吏，后来规定每郡满 20 万户的只能举一个，如是则孝廉不分，仅成一个参政资格而已。后来又因请托舞弊，

　逼得朝廷于察举后再加上一番考试，如是则全失原来察举孝廉之用意。但中央政府里，始终是代表着全国性的，全国人民都有跑进政府的希望，而且实际上，也是全国各地永远都有人跑进中央政府的。又汉制郡县长官，须避用本郡本县人，如是则中央政府既是绝对的代表全国性的。

　而地方政府 O 书虽小，收获不小● ● 读钱穆 ( (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 》有感历史博览

　却又竭力避免其陷于地方性，这样才可使大一统的局面永远维持。E。

　] 然而依然有毛病存在．因古代社会，读书机会不易得。

　第一是书本不易得，那时书籍都用竹帛书写。

　很少纸张，更无印刷。书本必得传抄，一片竹简只能写二十来字，抄一本书，费就大了。

　帛是丝织品，其贵更可知。而且要抄一本书，必得不远千里寻师访求。因此读书求学，便有着绝大限制。但若你生来便在一个读书家庭中，那一切困难便都易解决了。

　因此当时虽非封建社会，爵位不世袭，而书却可以世袭。

　世代经学，便可以世代跑进政治圈子，便无异一封建传袭的贵族了。那时的政治制度，虽不许社会大贫大富，让工商业走上资本主义化，但学问与书本，却变成了一种变相的资本。所以说黄金满箴，不如遗子一经，这便是一本书的资本价值胜过了一箩筐黄金的资本价值了。因此当

　时一个读书家庭．很容易变成一个做官家庭，而同时便是有钱有势的家庭。只要家里有一人做到了二千石的官，他当一郡太守，便可有权察举。他若连做了几郡的太守，他便是足迹遍天下，各地方经他察举的，便是他的门生故吏，将来在政治上得意，至少对他原来的举主．要报些私恩，若有人来到他的郡里做太守。

　必然也会察举他的后人。因此察举过人的子孙。

　便有易于被人察举之可能了．于是每郡的几个名额永远落在几个家庭里。如是则每一郡必有几个像样的的家庭，这便造成了将来之所谓世族门第．也便是世族门第必然带有郡望之来历了。中国魏晋以下门第社会之起因，最主要的自然要追溯到汉代之察举制度。EIl

　教科书在叙述察举制时．内容过于简略，不见制度背后的人事及其变化，不易理解。教师讲到此．如果照本宣科，既不好听，又理解肤浅。在课堂上如果按照上面的思路线索来讲。对察举制的演进退化，学生便会有如同“亲历 ”一般的感觉，通俗易懂，很容易理解。钱先生的实践告诉我们：

　讲好制度，关键是搞清制度背后的人事；讲好制度的变化，关键是搞清制度背后人事的变化。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需要多阅读、多思考。

　收获二：更具体地了解政治制度方面的相关知识和观点。

　丰富我们这方面的知识和认识古代的君主专制主义制度，教材的叙述，给我们的印象是皇权至高无上，乾纲独断，专制一切，

　皇权不断强化。持这样看法的师生不在少数，笔者 O 对此也有这样的倾向。钱先生的这本小书让我了

　解到，皇权独断一切在明清时比较符合实际，在这之前并不一定符合，请看例一：

　例一：

　皇帝与政府关系很长时间，笔者从未考虑过皇帝与政府的关系，以为国家的一切都属于皇帝、皇家的，一切都由之做主决定，这与家天下相适应嘛。对此，钱先生认为 “ 皇帝是国家惟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皇权和相权之划分，这常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大题目。一般人认为这个从秦汉以来都是皇帝专制，

　那是和历史事实不相符的。” E

　坤汉时皇帝宰相，各有一个 “ 秘书处 ” ，而两边的组织大小不同。汉代皇帝有六尚，尚是掌管的意思。

　六尚是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沐与尚书。

　五尚都只管皇帝私人的衣服饮食起居管文书的。

　是皇帝的“ 秘书” ．一开始其职权地位本不高，后来才愈弄愈大。宰相的秘书处共有十三个只有尚书是部门，即当时的十三曹，一个曹等于现在一个司。

　西曹，主府史署用。二东曹，主二千石长吏迁除，

　并包军吏在内。

　三户曹，主祭祀农桑。

　四奏曹，管政府一切章奏。

　五词曹，主词讼，即法律民事部分。

　六法曹，掌邮驿科程．像现在交通部。

　七尉曹，主卒曹转运，管运输。

　八贼曹，管盗贼。

　九决曹，主罪法。

　十兵曹，管兵役。十一金曹，管货币盐铁。十二仓曹，

　管仓谷。十三黄阁，主薄录众事，这是宰相府秘书处的总务主任。由此可见，十三曹俨如后代之专部大臣，全国政务都要汇集到宰相。

　而并不归属于皇帝。

　汉代一切实际事权，照法理，该在相府，不在皇室，宰相才是政府的真领袖。⋯ 古代的中央集权，历代王朝沿用秦朝郡县制的思路．差别主要是地方行政区划的级别数不同而已：

　秦朝是郡县两级制，汉朝在郡县制基础上后来实行州郡县三级制，唐朝和宋朝分别是道州县、

　路州县，都是三级制，元朝是省路府州县五级制，

　明朝是布政司 (省 ) 州县三级制，清朝是省道府县四级制。看了钱先生这本书之后，才知道有许多该知道的知识而不知。这里再举几例：

　例二：

　元代行省制度关于元代的行省制度．书中有这样的叙述：

　元代的行省。

　就是一个行动的中央政府，宰相府的派出所。分驻在这个地方来管事。如是则地方绝无一权，权在中央。⋯ ⋯ 在当时，并不是说把全国划分

　成几个地方行政区，乃是这几区地方各驻有中央宰相，即成为中央宰相府的活动分张所。所以行中

　书省正名定义。

　并不是地方政府，而只是流动的中央政府。⋯m 嘶把这些内容与教科书有关行省制度的叙述作比较．读者一定会相信钱先生的叙述和分析更易懂、更科学、更准确。

　此外，像清朝时地方的总督和巡抚都是类似的情况，在此不再赘述。

　阅读钱先生的这本书，一些新知识、新观点让我眼前一亮，看了有种如获至宝的欣喜之感，这里不妨再举几例：

　例三：

　丞相、宰相含义与职权依照文字学原义．丞是副贰之意。所谓相，也是副。就如现俗称嫔相．这是新郎新娘的副。

　新郎

　新娘不能做的事，由嫔相代理。所以丞相就是一个副官，什么人的副官呢? 皇帝的副官。皇帝实际上不能管理一切事。

　所以由宰相来代表。

　事情管得好与坏，责任在宰相．皇帝可以不负责。为什么又叫宰相呢? 在封建时代．贵族家庭最重要的事在祭祀，祭祀时最主要的事在宰杀牲牛。象征这一意义，当时替天子诸侯乃及一切贵族公卿管家的都称宰。到了秦汉统一，由封建转为郡县，化家为国，

　切贵族家庭都倒下了．只有一个家变成了国家。

　于是他家里的家宰。

　也就变成了国家的政治领袖。

　本来封建时代，在内管家称宰，出外做副官称相，

　所以照历史传统讲，宰相是封建时代贵族私官之遗蜕。正因如此，秦汉时代的宰相，他不但要管国家政务，还要管及皇帝的家务。⋯ 这段文字对丞相、宰相的本意、起源及其职能做了通俗易懂的介绍，课堂上如果把这些知识介绍给学生，相信会有很好的教学效果。

　类似的知识还有九卿和六部。

　其含义与职能，钱先生也做了生动、易懂的介绍，限于篇幅不能再做转介。

　例四：

　秦朝灭亡原因士兵戍边的期限只有三天，这是沿袭封建时代的旧习惯。那时国家规模小，方圆百里便算大国

　了。如是则由中央到边疆，最远也不过五十里，要到边疆戍守，只要半天路程。若在边三天，前后共不过五天就回来了。这在封建时代，戍边不是件苦事．随身带着五天干粮便够。秦始皇统一天下后，

　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问题，还叫老百姓戍边三天。

　由会稽 ( 江苏 ) 到渔阳( 热河 ) ，在政府来说，还只要你服役三天，可是路途往返，就得半年以上，衣装粮草要自己带．多麻烦呢? 天下一统了．国家政体一变了．而秦始皇的戍边制度却没有改。或许是政府事情忙，而且兵力统一了六国。

　得意忘形，没有注意到这些小节上，然而因此引起了社会大骚动，陈胜吴广的革命，便因此而起。⋯ 这段话告诉我们．秦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治理空前辽阔大国的经验，原先我把秦朝灭亡的原因几乎都归于...

篇二：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在老师所给出的书目中我选择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作为我的期末作业选题，从书籍的保存状况就能看出来这本书是一本相当收人欢迎的书籍。一本从 1955 年出版，而且被收录时却是在 1989年，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没有被“更新换代”，从它的存在而言这本身就确定了这本书的存在的必要性。在当代，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有太多的指责，有太多的不相信，而现实又总会发生对自我认知而言不是很容易接受的事情，这使很多人焦虑、失望、自卑。而钱穆先生一改大多数人对国史的偏见，以其一贯的对中国历史的温情写下这些历史事实，使人们感觉到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并不全是黑暗的。钱穆先生想向我们参数一个简单的事实——其实，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的历史文化，而这一份源远流长的历史就是我们的发展潜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钱穆先生的专题演讲合集，分别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作了详细的概观与比照。通过叙述因革演变，而指出历代的政治变化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又点明了近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全本书说了中国史上五个最重要的朝代：汉、唐、宋、明、清。这五个朝代很好的概括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各个时期。所以从这五朝大体上便可代表性地中国历史之全进程。主要讲五个时代：汉、

　唐、宋、明、清。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而本书的主要研究方向指向以下两个方面：人事、制度。这两者之间既有一定的独立性又有极强的相互关联性。通过人事的变动以及研究主要人员的事迹可以很好地确定他们在政治的变化中做出的付出，而且通过研究主要人员之间的人事联系可以确定他们对整个朝政做出了哪些影响，对整个政治格局以及政治制度做出来哪些努力。钱穆先生所认为其分析中国历代制度中有七大原因，“第一，要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第二，任何一项制度，绝不是孤立存在的；第三，制度虽像勒定为成文，其实还是跟着人事随时有变动；第四，任何一制度之创立，必然有其外在的需要，必然有其内在的用意，则是断无可疑的；第五，任何一制度，绝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第六，我们讨论一项制度，固然就该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该重视其地域性；第七，说到历史的特殊性，则必牵连深入到全部文化史……”而对制度利弊分析的意见，应该是“历史意见”，而不是“时代意见”。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以往的历史意见。即如我们此刻所处的时代，已是需要民主政治的时代了，我们不能再要有一个皇帝。但我们也不该单凭我们当前的时代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认为从有历史以来，便不该有一个皇帝，皇帝总是要不得，一切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个皇帝，便是坏政治。这正如一个壮年人，不要睡摇篮，便认为睡摇篮是要不得的事。但在婴孩期，让他睡摇篮，未必要不得。

　在五个朝代中，我认为钱先生重点讲了汉唐和明代。讲汉唐是讲中华盛世，因而对其政治制度的分析，以得为主，兼论其过。汉唐其实是开了中国传统政治和政府的先河，并且这个先河完全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的种种优点和用心良苦。宋代基本是沿袭唐代，只是对唐制的缝缝补补反，甚少建树，而颇多过失。钱先生对这些过失的分析也并非全盘否定，而是结合当时客观情况，同情地理解之，尤其对宋代武功之衰，也能客观地分析其缘由，而不是概而批之。关于中国的未来，钱穆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之将来，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简化，使人才自由发展，这是最紧要的”。他还强调，我们不能成为西方潮流的跟随者，而是应当学会用自己的旧经验为自己打开一条出路，寻找一条属于中国的，属于这个龙的国度的正道。“西方人在政治经验上比谁都还短浅——能说这话的只有中国人”。历史终究是客观事实，无论世界怎样变化，历史总会有自己的定论。错误的人不把历史当做参照，“政治也是人文科学中的一门，我们回头历史再看一看，总还不是要不得”。书中最后结论部分中钱先生提出的中国政治发展的几大趋势，非常深刻和准确，尤其是对于中国传统政治中中央政府集权倾向的提出和对于士人阶层过度膨胀的分析给人以深深的启发。首先，其实中国的政府是符合权能分立所要求的政府形态的。皇帝作为权力的象征，给了政府神圣的正当性的同时，并不真正干预政府的行政工作，由宰相率领经过考试和选举筛选的文官阶层来管理国家。与此同时，又设

　计出许多十分精巧而体现着限权思想的制度来规制政府和官员。但由于法的理念的过于单薄或者对于“法”的理念的过分恪守，终于这样协调有序的政府模式在皇权的膨胀中被打破平衡，最终趋于崩塌，宰相逐渐萎缩消亡，逐渐堕为皇帝的秘书或顾问，使国家政治真正走向专制。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悲剧，如果在新的时代中，结合已经吸收引进的西方现代政治理念，焕发出早期中国政治的活力和优点来，应当是中国今后政治制度架构的一个不错选择。总之，全盘丢弃传统，彻底接受西方理念，是不对的。其次，钱先生对于传统政治制度所引发的士人阶层的膨胀问题的提出也给人以极大的启发。科举制度一方面构建了政府和社会的桥梁，为政府培养了读书阶层来产生优秀的官员并整合整个社会的利益，另一方面，这样的对于士人阶层流品的尊崇也使整个社会的才智力量过于集中在士人阶层，由此导致了士人阶层的过度膨胀和官员的冗积、政府效率的低下，造成了“管官的官多，官民的官少”的情况，同时也极大地限制了社会其他力量尤其是工商业的正常发展。这也是传统社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流品尊崇和“重农抑商”经济思想的必然结果。我想，以后我也许会忘记书中所写的内容，但是钱穆先生看待事物的视角和方式会一直影响着我。世间本就没有绝对真理，在看待某一件事时，多思考当事人所处的环境、所受的约束、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也就多一些思考，多一些反省，多一些客观的评价，最终以史为鉴，以他人为鉴，对当前、对未来，做更好的把握。

篇三：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历代政治得失读书笔记我对钱穆先生并不陌生，甚至还很熟悉，熟悉到深恶痛绝，因为高中历史考试总是从钱穆、陈旭麓、吕思勉等众史学大家的文章中摘录出一段让我们作答，他们的名字早已让我耳熟能详。但是今天读完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我突然发现让我深恶痛绝的并不是那些摘录出来的文段，而是那种考试方式。只摘录出某一段落让考生作答未免显得突兀，只有通读全文之后才能有一个全面而连贯的理解。至少我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这样认为的。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并不太厚，钱穆先生选了汉、唐、宋、明、清五个重要朝代来讲中国的政治制度。读完本书给我的最直接感受就是:要客观、要公正、要在历史的大环境中看待政治制度。或许是曾经的年少无知，也或许是曾经所受的历史教育，凭着自己对历史冰山一隅的了解，人云亦云，就简简单单地对某些历史事件给予“黑暗”“落后”等粗暴的评价，这样是很可笑的。

　读这本书，我仿佛是在接受钱穆先生的教导，钱穆先生国学功底深厚，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见解深刻，叙述却简洁明了。更重要的是他在本书中向读者传递一种正确客观看待历史的精神，他也在向我们表达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并不一味的黑暗这一事实，言语之中我看到了大师对历史的责任感，对祖国文化的自信和对祖国深深的热爱，让我这个后世青年也深受感动。

　贯穿全书，钱穆先生的一个观点是：任何一项政治制度，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观察，若仅以当前的标准来评价和看待历史，必然有

　失公允，得出偏激的结论。

　比如钱穆先生在书中写到："我们不该单凭我们当前的时代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认为从有历史以来，便不该有一个皇帝，皇帝总是要不得，一切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个皇帝，便是坏政治。这正如一个壮年人，不要睡摇篮，便认为睡摇篮是要不得的事。但在婴孩期，让他睡摇篮，未必要不得。" “我们此刻要讨论历史制度，全该注意当时的历史传统与当时人的历史意见，作为主要之参考。不该把我们的时代意见来抹杀当时的历史意见，这才是正办呀！” “我们评历史上一切制度，都该注意到每一制度之背后的当时人的观念和理论。政治是文化中重要一机构，绝不会随随便便无端产生出某一制度的。” 还例如：“我们讲中国经济思想史必须注意到历史上种种实际制度之措施。而讲中国经济制度，却又该注意此项制度之所由演变完成的一种历史真相。”如此种种，钱穆先生在书中一次次不耐其烦的谆谆教导我们。

　对于那种中国政治制度较于西方政治制度缺乏理论，缺乏民主精神的观点，钱穆先生是这样说的：

　"只因中国读书人多半做了官，他们对政治上的理论和思想，早可在实际政治中表现了。用不着凭空著书，脱离现实，来完成他书本上的一套空理论。于是中国的政治理论，早和现实政治融化合一了。"随后钱穆先生在汉代经济制度那一章节里证明了这个观点“现在汉

　武帝再不让商人们擅自经派管理去自己烧盐，自己冶铁，其利息收入则全部归给政府，于是盐铁就变成国营与官卖。这个制度，很像近代西方德国人之所首创始的所谓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可是我们远在汉代已经发明了这样的制度。” 讲到民主精神时，钱穆先生在书中是这样说的："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而中国人传统，则常求取决于贤人。春秋时即有“贤均从众”之说（见《左传》）。哪一人贤，就采纳哪一人的意见，假若双方均贤，则再来取决于多数。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中国人认为只要其人是贤者，就能够代表多数。不贤而仅凭数量，是无足轻重的。" 关于明朝始创的八股文，根据钱穆先生的论述，明清以前的科举，在录取标准上存在很大的问题，八股的出现是为了是录取标准化，其本意是录取人才，只不过后来此项制度越来越坏。有点类似于今天的高考，现在越来越多人批判高考扼杀天性，无法有效筛选出多种类型的人才。

　"开始时，也并不是政府存心要愚民毁丧人才的，目的还是在录取真人才。然而人才终于为此而消磨了。现在只骂创始此制的人存心不良，怀有极大的恶意，其实此制度也不是某一时某一人所创始的。而且纵使存心公正善良的人，其所创制度，也可有偏弊，有流害。我们必如是想，才能对政治制度有深一层之研讨与警惕。" 最后，在总论中，钱穆先生谈到历史的作用：

　"当前英国哲人罗素曾说过：讲哲学，至少有一个功用：即在减轻人一点武断。我想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 就我而言，我的专业方向是行政管理，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让我收获的不仅仅是系统了解中国从古至今的历史沿革。更是让我学会了不去武断地看待问题，多了解一些历史，多明白当时人所处的环境、所受的约束、所要解决的问题、所经历的历史变迁，我们也就多一些思考，多一些反省，多一些客观的评价，最终以史为鉴，对当前、对未来，做更好的把握。

篇四：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日期:2015 －03 －08作者简介:梁志莹(1990—)，男，河南漯河人，河南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公共精神缺失———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谈起梁志莹(河南大学，河南开封 475001)［摘要］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认为，古代中国政治传统中就已经具备了民主精神，体现为皇权相权分立与政权开放。只是这一传统由于少数民主的特权政治才被中断。中国传统政治并不具备民主所必需的公共精神。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家国体制，因此在历史中屡屡出现皇帝侵犯制度的现象。［关键词］传统政治制度;公共精神;家国体制［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09－0076－02doi:10． 3969/j． issn． 1671－5918． 2015． 09－036 ［本刊网址］http:/ /www． hbxb． net关于中国传统政治中是否存在政权开放和法治的因素，钱穆在其《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在分权方面，“在西方是先有了中产社会，先有了新兴工商资本，然后再来打开仕途，预闻政治。而中国则不然，可说自两汉以来，早已把政权开放给全国各地，不断奖励知识分子加入仕途。”关于法治，“由历史事实平心客观地看，中国政治，实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我们的传统政治，往往一个制度经历几百年老不变，这当然只说是法治，是制度化。”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政治中就已经存在着政权开放和法治的因素，近代中国之所以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而沉陷于专制的深渊中，是因为少数民族的特权是不够的。在元清之前，就经常出现皇权僭越相权的案例，包括汉代以后内廷的设立，唐代出现过的斜封墨敕，明代的内阁。这些历史现象的重复并非偶然，深入探究其产生的实质性原因，对于当代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一、法术、制度与公心钱穆认为，“制度指政而言，法术只是些事情或手段;不好说是政治。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而法术则出之于私，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节限。”另外，法治就是制度化。史实说明，中国政治一向是重法治，即制度化。韩非也曾论述过法(制度)与术之间的关系:“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步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堂;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不得满室法律是由官吏主持修订，通行于全国，遵循赏善罚恶、赏罚分明的原则;而法术是君主藏在胸中的策略，用以监察百官、选拔贤能。法律较为客观、稳定、公开，而法术倾向主观、受个人意志决定。对比韩非与钱穆的观点，我们可以发现，二人对术的理解大致相同，而对于法(制度)的理解则有所差异。钱穆指出了法是出于公心的，而术则出于私心。但韩非认为无论法还是术，都是君主统御天下的工具，都要服务于君主的个人意志。故曰:“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二、家国体制下的皇权与相权钱穆在原著中明确了皇权与相权的分割:“皇室和政府是应该分开的……皇帝是国家的惟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相权独立甚至高于皇权，主要体现在:一是机构的大小。皇帝的秘书处只有六个部门。而宰相的秘书处则有十三个。二是职权的范围。汉代以后，九卿既管理皇室又管理政府，且九卿受宰相节制，因而相权高于皇权，政府高于皇帝。即使相权高于皇权，政府运作以固定的制度而非个人意志为保证的，也不能得出制度出于公心，也可能是出于个人控制社会的野心或阻止社会陷入战争状态。孟德斯鸠曾说:“每一个特殊的社会都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这就是产生国家间战争状态的原因所在。每一个社会中的某些个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所在，他们力图将这个社会的主要利益窃为己有，于是便产生某些个人之间的战争状态。这两种战争状态促使人们之间建立法律。我们如此巨大的地球上的居民中必然有着不同民族。这个星球上的居民之中也有着法律，这就是国际公法。社会必须得到维护;被视为这个社会的生存者的人类，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中也有着法律，那就是政治法。”官名的来历也论证了这种政府的架构不只是“未必出于公心”，而是实在出于私心。秦汉统一，败落的贵族家庭中的家宰出外做副官称相，宰相只是封建时代贵族私官之遗蜕。在唐代，履行政府行政职责的三省长官都是皇宫内廷秘书，皇帝的私人秘书擢升为政府的正式官员。在宋代，枢密院是管理军事的正式政府机构，枢密使本为皇帝近侍。至明代，九卿虽为正式政府官员，但实际权力掌握于在由大学士组成的内阁手中，任务是为皇帝出谋划策，也即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因此，历朝历代握有实权的政府官员，都与皇室或皇帝本人有密切关系。汉唐的政府官员起源于皇室管家或皇帝私人秘书，而宋明的政府官员起源于皇帝的近侍或幕僚。中国传统政治中有一个规律:内廷权力大于外朝，随后内廷擢升为外朝，新的内廷产生，外朝权力被架空，开始了新一轮的权力循环。这正说明了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私交重于法律、法术重于制度。无论相权皇权孰重孰轻，古代政府的安排都只能是家国体制，6 7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5)第 28 卷第 9 期总第 151 期

　而非宪政体制，政体只能出于私心，不能产生公意。那么士人政府能保证制度是出于公心吗?三、士人政权钱穆对士人政权有如下论述:“所以若说政权，则中国应该是一种士人政权，政府大权都掌握在士———读书人手里，从汉到明都如此。而在考试制度下，读书人跑入政府，也有种种规定。在制度规定上，是绝没有世袭特权的。因此中国社会上的读书人，士，只是一种流品，而不成为阶级。”“若说从来中国的读书人便全怀私心，要由他们来控制整个国家，这些话便无根据。因为读书人在社会上并不是一个显然的集团，像满洲人蒙古人般。毋宁可说是在政治制度下来奖励读书人，扶植读书人，而非社会上有一种特定的读书人来攘窃政权而存心把持它。……今天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权，说他们是代表全民，则中国历史上的读书人，也何尝不可说是代表着全民。读圣贤书，讲修齐治平之道，由国家加以考试，量才录用，此辈读书人的意见，就可以代表全民，这是中国的理论。”这两段论述的基本逻辑是，政府的成员是由社会各阶层通过考试产生的，以修齐治平之道作为标准，量才录用。在此制度中并无特权和世袭，因而这样产生的政府是开放的，甚至是民主的。即便政府是从社会各阶层来选拔官员的，以修齐治平之道作为标准，量才录用，无特权和世袭，其所产生的政府是开放的。持续了三百年的门阀政治只是一种背离传统的暂时现象，仍不能得出政权是民主的结论。理论上这种考试制度只能确保各阶层有机会进入政府，却不能保证执政的官员们具有公德心。由于重家族而轻社会的社会价值观念决定了官员难以有公心，与制度本身无关。四、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钱穆先生认为，古代制度的评判应区分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这些意见，比较真实而客观。待时代隔得久了，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在对法术与制度的论述者中，韩非的意见可说是历史意见。他在前人的学说(如商鞅和申不害)的基础上，结合了当时实务，对后世帝王的统御之术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对法术与制度的看法更富恶化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真实情况，法术和制度都是帝王用以统御天下的工具，为个人意志所左右。钱穆对于法术与制度的看法则更靠近于时代意见，其受西方的公共精神的影响较大。强调制度出于公心，即那种在中国传统社会并不普遍的公共精神。费孝通先生也认为，“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个人是对团体而说的，是分子对全体。在个人主义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指在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一方面是宪法观念，指团体不能抹杀个人，只能在个人们所愿意突出的一分权利上控制个人。这些观念必须先假定了团体的存在。在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这一套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五、总结为何中国在秦汉就已经建立了皇权相权分离的政治制度，却在晚晴实行着愈加专制的统治?为何中国早在汉代就已经向社会开放政权，在唐代就已经实行公开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却在晚晴才有一套名义上的宪法?钱穆先生对此的解释是少数民族的特权政治扭曲了早已存在于古代政治传统中的民主精神。事实上，或许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并不存在这种能导致民主的公共精神。正是这种公共精神的缺失，使得中国古代虽有皇权与相权的分离，然而皇帝可以轻易规避制度的限制;政府虽然形式上是通过科举向社会开放政权，然而由此途径产生的官员并不具备民主精神，只是在不断地强化着对“家”的认同。无论是中央政府的制度还是选拔官员的制度，我们都可以看出浓重的家的色彩。从正名的角度来说，宰相不过只是皇帝的家奴;而科举考试的内容是儒家思想，也是十分强调家庭伦理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联。此两种制度从外表来看或许如钱穆先生所说有着民主的色彩，然而其精神却与西方民主相去甚远。参考文献:［1］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北京:三联书店，2013．［2］刘坤，韩建立．韩非子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The lack of the pubulic spirit in the trational political culture———from the book of ＜ The gains and losses in China ancient politics ＞LIANG Zhi － ying(Henan University，Henan Kaifeng 475001，China)Abstract:In the book of ＜ The gains and losses in China ancient politics ＞，Mr． QIAN Mu belives that the spirit of the de-mocracy has been possed in political tradition in acient China and it realized as the separation and the opening between the im-perial power and premier power． Because of the minority privileges politics，it was stopped． So the traditional politics dosen’thave the necessary public spirit of the democracy． Chinese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is a domestic system in essence． There-fore，it repeated the phenomenon of the violations of the emperor system in the history．Key words: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system;public spirit;demostic system (责任编辑:封丽萍)7 7第 28 卷第 9 期总第 151 期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Vol． 28． NO． 9(Gen． NO． 151)2015 年 5 月(上) Journal of HUBEI Correspondence University May． (first half)2015

篇五：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史纵横2009.3111近代中国的学术天空可谓群星闪耀大师云集。

　钱穆先生以其精深的史学造诣和深厚的国学底蕴为世人称道为一代学人楷模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

　亲历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和承受巨变的艰难历程感受着中华传统文化所遭受的空前冲击和失败钱穆先生研究中国历史的思路和问题意识都带有那个时代的特征。

　他对传统文化深沉的感情更是学人之典范他的作品自然流露出对本国灿烂的文明和悠久的文化深深的热爱。

　以其爱之深故痛之切既为中国近代所遭受之空前失败和屈辱痛心也在深深地反省究竟传统文化出了什么问题以至于一败涂地 以其爱之深更为传统文化在近代所遭受的曲解和诋毁深深不平对于时人主张全盘西化彻底割裂中华传统的主张深恶痛绝以其爱之深 故苦心孤诣 力求突破时人扣在传统文化 “封建”、“专制”、“黑暗”、“腐朽”的不实的、虚妄的批判揭示传统文化真正的精髓和优点 绝不忍深爱之传统文化蒙受不白之冤以其爱之深故执着地于传统文化中发掘出适应新的时代的精神不忍它就此为时代所抛弃 因而钱穆先生做学问体现着一个炎黄子孙对于祖国文化的深挚的热爱和爱国的满腔热诚他的作品的核心和主题也在于此让人读了不禁深深为之感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是钱穆先生将其于一九五二年三、四月间接受何敬之先生之邀所作的关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五篇讲演的演讲记录整理增补而成的一部小书 此书篇幅虽小然称其“小书”实乃钱穆先生自谦之语 在我看来该书以极小之篇幅极其洗练的文笔从极高之高度俯瞰中国历史以极精巧之架构将汉唐、宋、明、清五代之历史洪流进行梳理 使其如清澈之溪流从读者心中汩汩流过清浊立见得失自知。

　这正是史学大师做学问的风范在其博大精深的知识积淀之上纵览无遗的大师眼光梳理之下钱先生对中国历史深邃的思考和精到的见解如大江般奔腾而出。正是由于钱先生学问境界之高这些思考和见解的表达是那样的自然 读者被其所激发的思考和感悟也是那样的自然。学识深刻见解精深文笔却是那样的简单清晰读起来毫无艰深晦涩之感反而兴味盎然看似平淡无奇反复咀嚼却是字字珠玑。

　读这样的著作所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之增长更是对大师境界的领略。本书除去前言和最后的结论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各成一章总共分了五讲。

　之所以只讲了这五个朝代是因为这是中国历史最重要的五个朝代。

　钱穆先生将政治分为人事和制度两个方面来把握 在本书中分析的重点是制度但由于这两个方面本身也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因而也不可能只是单纯地讲制度同时对人事也自然有所涉及。

　制度很复杂不好把握故而本书中将制度分作四个范围来讲。

　钱穆先生根据自己对于制度的理解 选取了他认为最为重要、不可不讲的最能见得失的四个范围首先是政府的组织即政府职权的分配钱先生认为借讲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政府职权分配之演变便可认识中国传统政治之大趋势以及其内在趋向第二范围讲考试和选举因为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历代政治上规定着哪种人才可参加政府 因为一国之政府究竟该交付与哪些人这才是第一义 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和选举两项制度其用意是在政府和社会间打通一条路好让社会在某种条件某种方式下掌握政治、预闻政治和运用政治这才是中国政治制度最根本问题之所在第三范围讲中国历代政府的赋税和经济制度第四范围是讲国防和兵役制度[1]本书的编成便是按着汉唐宋明清的顺序对各个朝代就这四个范围和方面来分析其制度的得失 这四个范围的划定和抽取极见钱先生的功力 政府职权分配决定着政府运作的根本模式和权力分配决定着行政运作是否合理各项权力是否有相互制约的功用而考试选举制度决定了政府管理者的人员构成和人员资格决定了什么人可以来管理政府参与政治决定国家的走向更重要的是诚如钱穆先生所论述的考试制度决定了国家的主权问题由于考试制度的作用建立了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桥梁因而国家的主权掌握在读书人组成的士人阶层中而士人只是一个品位而非阶级具有社会流动性因而整个社会都可通过读书仕途之路参与政治 前两项可谓是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政治要素而税收和军队这两项要素 更是西方现代政府成立的根本对此《联邦党人文集》中早有论述[2]钱先生之眼光和取境何清浊立见———简评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得失自知张信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杭州 310027[关键词]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评析[中图分类号] D6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7408200903-0111-02[作者简介] 张信1985-男陕西安康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2008级硕士研究生。

　其清明、深刻和精当真是让人叹服在五个朝代中我认为钱先生重点讲了汉唐和明代。

　讲汉唐是讲中华盛世因而对其政治制度的分析以得为主兼论其过。

　但无论得失均是抱着平和的心态和同情理解的态度去分析的。

　汉唐其实是开了中国传统政治和政府的先河并且这个先河完全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的种种优点和用心良苦读来不禁深为古人叹服。

　宋代基本是沿袭唐代甚少建树反而颇多过失。

　钱先生对这些过失的分析也并非全盘否定而是结合当时客观情况同情地理解之尤其对宋代武功之衰也能客观地分析其缘由而不是概而批之。

　明代论之甚详一则明代夹于元清之间地位特殊二则清代制度多因袭明代述明则及清三则明代是中国政治制度走向专制和黑暗的发端把握了明代就是对中国政治走势的把握。

　虽然对于清代的分析以批判为主但值得注意的是钱先生在这里区分了制度和法术之别。

　制度是出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的一些度量和分寸是制度而法术是出于私的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节限。

　清代全无制度他所有的制度都是照搬着明代再加上自己许多的私心。[3]有意思的是钱先生还在这里比较了东西方主权观的不同让人读之有茅塞顿开之感。

　西方讲政治先要讲主权而中国讲政治一向不讨论主权在哪里。这并不是因为中国专制主权只在皇帝一人手中试想中国这样大同欧洲早期国家不同他的主权怎可能只掌握在一人手中 主权的掌控肯定是在一个集体手中。

　中国的政权实际应该是一种士人政权。

　而士人并非阶级而是一种流品通过考试和选举制度将政府和社会联结在一起因而中国的士人政权从来不存在主权问题来自社会、具有极大社会流动性的士人阶层其实很可代表了整个社会的利益故而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传统政治的主权应是在民的。

　而这样的士人政权在发展到明代时 已由于专制之加强而有些许变味到了清代则是彻底变质为一部族政权成了维护满人部族统治的工具将其称之为黑暗专制应是不冤。

　近代对于中国传统政治的批判应是适于清代的但不应笼而统之适用到整个中国历史一笔抹杀几千年的文治武功。钱穆先生这部书名为分析历代政治得失其实更是一部中国传统政治“翻案史”钱先生凭着对于历史深刻的把握和明晰的分析替中国传统政治鸣冤揭示历史的真相不容偏激的观点将它们全盘否定、以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掉。钱先生将其对传统文化深沉的感情和准确的理解把握倾注书中读过此书都会对传统政治有一番新的感悟和理解以前许多不实的、虚妄的曲解也不攻自破更由衷地发生一种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自豪来。书中最后结论部分中钱先生提出的中国政治发展的几大趋势非常深刻和准确。[4]其中对于中国传统政治中中央政府集权倾向的提出和对于士人阶层过度膨胀的分析给人以深深的启发。

　事实上当皇权和相权即皇室和政府职能职权分明的时候其实中国的政府是符合权能分立所要求的政府形态的。

　皇帝作为权力的象征给了政府神圣的正当性的同时并不真正干预政府的行政工作由宰相率领经过考试和选举筛选的文官阶层来管理国家。

　与此同时又设计出许多十分精巧而体现着限权思想的制度来规制政府和官员。

　但由于法的理念的过于单薄或者如钱穆先生所言对于“法”的理念的过分恪守终于这样协调有序的政府模式在皇权的膨胀中被打破平衡最终趋于崩塌宰相逐渐萎缩消亡逐渐堕为皇帝的秘书或顾问使国家政治真正走向专制。

　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悲剧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悲剧但如果在新的时代中结合已经吸收引进的西方现代政治理念焕发出早期中国政治的活力和优点来两相结合应当是中国今后政治理论走向的一个不错方向总之全盘丢弃传统彻底接受西方理念是不对的。

　钱先生对于传统政治制度所引发的士人阶层的膨胀问题的提出也给人以极大的启发。

　钱先生认为科举制度一方面构建了政府和社会的桥梁为政府培养了读书阶层来产生优秀的官员并整合整个社会的利益但另一方面这样的对于士人阶层流品的尊崇也使整个社会的才智力量过于集中在士人阶层由此导致了士人阶层的过度膨胀和官员的冗积、政府效率的低下造成了“管官的官多官民的官少”的情况同时也极大地限制了社会其他力量尤其是工商业的正常发展。

　这也是传统社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流品尊崇和“重农抑商”经济思想的必然结果。

　如何合理地安排和分散整个社会的才智和力量是执政者要好好考量的问题一方面要结合时代的特征有所侧重一方面也要做到平衡、协调社会的各种力量和各种价值判断这也是我们当前要好好解决的问题。钱先生对于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的区分 极见功力极为精到无愧史学大师的眼光。

　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特定制度实施的时代的人们切实感受而发出的意见而时代隔得久远之后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单凭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以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

　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以往的历史意见。[1]如果这样就如一个成年人因为自己不睡摇篮了便认为睡摇篮是要不得的事一样是非常可笑的。

　这便揭示和批评了现在人们看待历史的一种常见的错误的看法。

　要言之我们不仅不应抹杀更应该重视历史意见还应该崇敬地去看待历史。

　在这点上也使我想起了阿兰·布卢姆在其《巨人与侏儒》中写到的现代人总以为自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因而能够看得远并为此沾沾自喜但须知巨人就是巨人他们的肩膀不是那么容易就站上去的。[5]在这点上我们应该深刻反思自己。

　我们迫不及待地要割裂传统走进现代但是否传统就真的那么糟糕那么不可取以至于要全盘打倒彻底否定呢 同时彻底否定了传统中国我们的主体意识又在哪里 我们如何去自信地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 要是丢失了我们的传统和习惯抹杀掉自己的历史我们的共尊共信心又从何而来呢我想明了此理应不负钱宾四先生了。[参考文献][1]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前言[N]三联书店2005[]汉密尔顿杰斐逊杰伊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004[3]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五讲[]三联书店005[4]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结论[]三联书店005[5]阿兰·布卢姆巨人与侏儒[M]华夏出版社2004[责任编辑黎峰]文史纵横2009.32

篇六：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原著

　ORIGINAL中国历代政府组织的得失□

　文 /

　龙成鹏— 读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在此前的《原著》，我们已经写过钱穆。他是史学大家，抗战时，一度隐居云南宜良的岩泉寺写《国史大纲》，每周泡一次宜良的温泉，吃一只今天已列为省级“非遗”项目的宜良烤鸭，堪称宜良旅游的形象代言人。这次我们继续介绍钱穆，不过，重点不是他这个人，而是他在 1952 年写的一本书——《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是据钱穆讲课笔记整理而成，读起来比一般严谨的史学著作轻松；当然，更重要的是，这本书用现代的眼光，现代的语言，把令人头疼的古代中国的制度沿革，讲得清楚、透彻。它不仅有益于知识，甚至还可能有益于我们的实践和反思。用历史的方式看待历史我们先来说一下这本书的总体内容。首先，要解释的是“政治得失”。从书里的实际内容看，应该是政治制度的得失。钱穆先生从政府的组织、人才的选拔与考试、赋税制度，以及国防与兵役制度等四个方面入手，既总结了“得失”，又勾勒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沿革、变迁。钱穆先生评说古今的方式，今天特别值得强调。他既不像今天某些电视节目那样，只讲历史人物的权谋政治，也不像某些空泛的政治议论，只看到所谓专治、黑暗与腐朽。钱穆先生把他评论历史的方法总结为“时代意见”与“历史意见”的结合，即我们不能把历史，一味按今天的需要去解读，而是要结合历史语境，从当时的语境看，多听听当时人的看法。比如，有些制度，今天看很糟糕，但当时人觉得很完美，而有些制度，又恰好相反。钱穆先生的方法，就是历史学的方式。而且，这并非一个纯学术的讨论。因为，我们怎么看历史，某种程度上，就是怎么看今天。比如近代史上主张要把古代政治制度那套“封建残余”当破烂扔掉的人，就认为现代的中国必须照搬西方。钱穆先生，是持有另一种主张的人。他认为，现代中国是无论如何不能自绝于自己的过去的，所以必须总结过去的经验；钱穆并不是传统的盲目捍卫者，

　49他认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有很多好的设计，也有坏的设计；但是，他也发现，很多好的设计，几百年甚至几十年之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又变成了坏的制度。而历史的规律通常是，为了应付这个变坏了的制度，又生出一些新的弥补的措施，而新措施，要么会带来新问题，要么就临时起一下作用，过一段时间又彻底玩废。因此，钱穆得出结论，讲一代的制度，必须讲那一代人的人事，离开人事无法讲制度；一项制度的诞生，背后总是有一种对应的精神、意志；制度诞生之后，没有永远不变的道理，必须随着形势的改变而改变；一项制度发挥作用，必然有其他制度相辅相成，没有孤立的制度。另一个要解释的是本书里所谓的“历代”。讲中国制度史的人，经常动辄追溯到夏商周，更远的还追溯三皇五帝。但是，钱穆先生的做法很不一样，他在这本书里主要讲的是西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其余的朝代，只是涉及某些制度的起源时，简单回顾一下，并没有摊开来讲。这个做法，相当精巧，用断代史的方式，讲出了通史的感觉，除了大师，一般人真讲不了。下面，我们来谈谈中国政治制度的具体的“得失”，由于篇幅有限，我们只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中关于政府的组织方面的见解。失败之一：相权的衰落首先说的，是皇权与相权。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政治有一个优点：早在2200 多年前的秦代，中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组建时，就已经区分了皇室与政府，而且，皇帝赋予宰相的权力极大。皇帝虽然是国家的领袖，但政府运作层面，宰相才是实际的领袖。宰相，或丞相，从字面看，是先秦时代封建贵族的管家。但秦朝结束了封建社会，消灭了其他封建贵族，而让自己一家独大，成了所谓“家天下”。全国只剩下一个世袭的封建贵族（皇室），而这个贵族的管家，自然就成了全国的“管家”。皇权与相权的关系，有点像现在上市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的关系。皇帝是创业成功的董事长，而宰相则是精通实际业务的管理者。但皇帝是否把国家放心交给“外人”管理（宰相通常都是皇室之外的成员），则是历史长期无法解决的焦点问题，而历代政治制度的演化逻辑，也跟这一矛盾有关。按钱穆先生的说法，汉代和唐代，宰相的地位都很高，汉代是领袖制，宰相说了算；唐代是委员制，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三省长官开会共同决定国家大事。宋代以后，宰相权力就大为削弱。宋代宰相被剥夺了写诏书的权力，而且人事权、财政权也都不同程度地被剥夺，甚至也一改历代宰相跟皇帝见面，可以坐而论道的传统。钱穆说，宋代的这种变化跟五代十国的混乱有关。拨乱反正，宰相故意抬高皇帝，自我贬低，而结果，纠枉过正，形成制度，后代再也改不回来了。在皇权和相权，皇室与国家的关系上，历史是在开倒车，一代不如一代。明代朱元璋时，宰相被废，这个角色被画上了历史的句号。宰相被废，贻害无穷。明代因为没有宰相，六部各自为政，而为了弥补宰相的制度缺失，后来不得已才成立了内阁，由几名内阁大学士组成。内阁大学士只是五品官，但由二品的六部侍郎兼任，而且大学士通常还是皇帝的老师，所以深得皇帝信任。但是，制度上，内阁是皇帝的秘书处，代表的是皇帝，已经跟宰相时代，由宰相代表的政府不是一回事了。明代皇权干预政府管理的趋势，在清代进一步加强，到了雍正时，皇帝对内阁也不放心了，又单独成立了一个更小的机构，叫军机处。起初是处理军事，但后来重要的政令都从军机处出。从军机处发出的政令，连朝廷的六部长官都不知道，所以，中央政府完全被架空。而且，更糟糕的措施是，皇帝用密函治国家。重要的指示，直接是皇帝越级发给下面的官员，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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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IGINAL面的部分官员，也有权越级向皇帝写密函。于是，政府上下的运转，职权的划分，统统被打乱。外朝的权力，更进一步被皇权剥夺。对照唐宋时代，这个变化实在太大。那时候，皇帝的诏书如果没有宰相盖章，根本不合法。在这一点上，今天的电视剧里，实在是误导人。电视剧里的皇帝无所不能，随便写一个东西就是诏书，就有无上权力。这实在是高估了皇帝这个职位，而忽略了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期，皇帝并没有独自发布命名的权力，政府的命令需要皇帝认可，而皇帝的命令也是如此。失败之二：监察制度被玩坏中国古代，皇权与相权关系中，监察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政治组织离不开监察，但谁来监察，却一直是个问题。监察制度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很重要。秦汉地位最高的“三公”，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其中，丞相前面说了，太尉专门负责军事，而御史大夫，则是负责监察。从职权看，御史大夫归丞相管，相当于副丞相，对丞相负责。御史大夫之下，有专人负责皇宫事务和朝廷事务，其中还包括派往全国进行情报刺探的“刺史”。御史这一制度在东汉后逐渐从皇宫退出，成了单独的机构，叫御史台，而监察权限也缩小了，不再监察皇宫和皇帝。但在唐代，门下省还设有谏官，这个谏官理论上属于政府的成员，负责盯皇帝，皇帝有什么失职，就提出批评。这类官职叫“拾遗”“补阙”，唐代诗人杜甫就曾经做过。谏官是一种很巧妙的制度设计。唐代朝廷开会后，皇帝会跟宰相单独对话。这个时候其他人不能在，但谏官可以在。宰相跟皇帝，有些话不好直说，就会使谏官说。说得对，固然好，说错了，皇帝也不会直接怪到宰相，而谏官职务低，人微言轻，也可以不计较。总之，谏官就是宰相的喉舌，对相权和皇权是一个调和剂。到宋代以后，谏官这种制度，发生了根本改变。它从门下省被分出来，变成一个秃头的机构，不再受宰相统属，而人选也由皇帝定夺，职能也从监察皇帝，变成监察宰相。这类小官对政治影响却很大。积极方面讲，他们是政治的清流，因为通常都标榜道德；但从消极方面讲，则让政府工作多了掣肘。宋代之后，历朝的政治风波中都有谏官的身影，他们跟政府中做实事的水火不容，导致很多事情做不成。钱穆说，宋代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就跟谏官的反对有关。谏官对明朝的党争影响也很大。这个王朝一方面政治腐败透顶，另一方面标榜道德，所以大量生产很会骂人，甚至为骂人不要命的御史、谏官。而实际的结果，则常常是成为朝廷党派斗争的一枚棋子，不仅没有解决政府面临的现存问题，而且导致一些政治改革无法开始。皇帝为了控制百官，有意无意挑起的官员内斗，让一代代读书人的政治智慧被消耗掉，在明清两代，制度上并没有多大成就。像清代发明的密函政治（“寄信上谕”），在钱穆看来，不是制度，而是“法术”，是皇帝的私心作怪。从“得失”的角度讲，监察权从最初监察皇帝和外朝，到最后变成内斗的棋子，实在也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一大失败。失败之三：中央过分集权第三个要说的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国，自秦汉时代开始，就是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央直接派官员管理地方，派军队驻扎在地方。这是基本的事实，但在历史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多演化。有一个问题，长期无法解决，就是中央对地方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有一个表现，就是常派中央机构，到地方巡察。而有意思的是，这些中央机构派往地方

　51之后，时间一久，又逐步变成了地方机构。这种机构几乎每朝都有。汉代的地方政治（不算偶尔来巡察的“刺史”）是两级行政体系。全国有 100 多个郡，郡下面差不多有 1100 到 1400 个县。郡的首长（太守）与中央的“九卿”平级。这是郡县制初创时期的设计，地方实际上有很大的自治权。比如，除郡县首长由中央派遣外，其余地方政府的官员和办事人员，都由郡县首长招聘。西汉时代，全国分十三个刺史的巡察区域，每一个区派一个刺史，一个刺史要对接若干个郡。尽管巡察范围很大，但刺史的级别却不高，只有“六百石”，相对郡太守的“二千石”，还隔了几级。唐代的地方政治组织原本也是两级，最低是县，县以上是州。但因为中央把全国分成十个“道”，并派御史去地方巡察（“监察使”，后来又改为“按察使”，最后改为“观察使”），后来这些“道”的长官，住着就不走了，于是唐代地方政治组织，实际是三级，县、州、道。唐代地方政治制度，后来出了大乱子。在边境地带，中央还派了可以全权调度的“节度使”，节度使掌握军事、财政、人事大权后逐渐坐大，就形成了“藩镇”，再后来尾大不掉，导致了“安史之乱”和唐朝的衰亡。从巡察，到偶尔代表中央，全权处理地方事务，应该说是中央与地方联系的重要渠道。但问题就出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派往地方的机构，最后都有去无回，成了地方更高一级机构，甚至是一个特殊机构。特殊到唐代的藩镇。中央派员到地方，原本是想收回地方的权力，但结果却走向反面，使得地方权力因为过于集中而坐大。唐朝的灭亡，以及随后五代十国的纷争，乃至宋代以后地方政治的“积弱”，都可以从唐代地方政治的失败中找到原因。不过，尽管唐代的藩镇是失败的，但相比而言，宋代却更为糟糕。宋代地方，分三级，最低一级是县，中间是府、州、军、监，再上面就是“路”。这个路，跟唐代的道相似，都是中央派出机构。但不同的是，宋代一次派出四人，这四个人各自有分工，基本上控制了地方政治的命脉。比如：转运使负责财政税收和漕运，安抚使负责军事。这样一来，地方不仅无权，且人财物都集中到了中央，而一旦外敌入侵，中央失守，地方再无法救援中央。明清两代的地方政治组织越来越繁密。明代，最低一级是县，第二级是州、府，第三级是省，就是承宣布政使司。但在省这一级，又被分成三个司，相当于一省之长的权力被三分。还没完，在“省”这一级之上，还有总督和巡抚。总督和巡抚在明代是偶尔派出，这点从字面就可以看出。但到清代就成了地方的机构，凌驾于省长之上。而且，如果遇到战争等大事，中央还得再派大员到地方，比如，经略大臣、参赞大臣等。地方政治的发展从最初的郡县两级，发展到清代，已经是五级（县、道、府、省、总督 / 巡抚），钱穆认为这种发展趋势，是中国古代政府组织的又一大失败。各有得失介绍到这个地方，我们要做一下小结。《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共 180 页，分量很单薄。但是这本书涉及的议题，都十分重要，篇幅有限，我们的确不能一一展开介绍。不过，总的来说，历朝的政治制度，都有一些焦点问题，这些问题我们这里可以简单列出来，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反思。比如经济制度方面，土地是私有还是国有，收税的方式从人头税到田亩税，以及相应的户籍制度等等，都是焦点。政府选拔人才方面，从汉代的察举制、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到隋唐后的科举制，再到明清的八股取士，这些制度，都有各自的“得”与“失”。……

　（责任编辑

　赵芳）

篇七：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论新探2018 · 2（上）汉代政治制度——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段博仁摘要《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通过列举并分析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的政治制度，并得出其政治制度的得与失。汉代作为中国繁荣昌盛的代表时代之一，值得我们去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本文拟从政府组织、考试与科举、赋税制度、国防与兵役制度对汉代进行简要分析。关键词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汉代政治制度作者简介：段博仁，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本科。中图分类号：D6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2.112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开篇就提到政治制度的七点关键内容，分别是：1．精通一代的人事；2．任何一项制度并不是孤立存在的；3．制度虽像勒定为成文，其实还是跟着人事随时有变动；4．某一项制度之逐渐创始而臻于成熟，在当时必有种种人事需要，逐渐在酝酿，有必有种种用意，来创设此制度；5．任何一种制度没有绝对的利与弊；6．考虑“时代性”与“地域性”；7．历史的特殊性必牵连深入到全部文化史中。因为政治制度所涉面很广，钱穆先生便从“政府组织”、“考试与选举”、“赋税制度”和“国防与兵役制度”这四个方面来对其五个朝代进行分析比较，本文也将遵从钱穆先生的分类，对汉代的相应制度进行简要分析。一、政府组织从秦汉开始，中国才拥有历史上正式的统一政府，其所管辖的地方也不是诸侯争霸的列国并存，而是紧密属于中央的郡县制。从政府组织来看，其关键是皇室与政府，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秦以前的封建社会时期，贵族是可以世袭的，政府与家庭有分不开的关系，秦以后，封建制度被推翻，只有皇室才能世袭，其局面得到了改善，书中提到， “组织政府的是一个一个人，不再是一个一个家。”中国人一向认为皇室与政府应当分开，皇帝是国家的象征，宰相是政府的领袖，汉代的相权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皇权。中央的十三曹、九卿属于宰相，三公中又属宰相地位最高，御史大夫又属于宰相，所以一定程度上来说，皇室是由宰相来制约控制的。而地方为郡县制，其中郡太守与中央九卿丰禄一样，中央官与地方官地位相仿，且郡县数量较少，地方机构人员精简，行政效率较高，这是地方政府的优势，而中央通过刺史、计薄等方式来监督、控制地方，地方自主权较大。二、考试与选举察举,是指汉代的公卿、列侯奉诏甄拔人才,推荐给朝廷任用为官的政策。汉初为了适应封建专制政体的需要,选拔人才和委任官吏沿袭秦朝,重在军功,辅之以“任子”、 “赀选”等。任子是沿袭周秦以来的“世卿世禄”制,赀选是指入选者要拥有一定资财为入选资格,军功则要在战场立军功,受封军功爵。由于任子、赀选讲究门第和财产,不仅排斥了被统治阶级入仕为官,也排斥了地主阶级中下层进入仕途,容易引起在野者阶层的强烈不满。而军功的建立,需要战争这种特殊机遇。汉初社会逐渐趋于安定,朝廷急需大批治国安邦人才,仍按“军功爵”选官,不仅有弊端,而且不是长久之计。因为选官制存在严重弊端、人才匮乏，于是汉代推出了“察举制”作为人才选拔方式，较秦以前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察举制大体上分为三种：举贤良、特殊选举、举孝廉，到后来举孝廉称为选拔人才的固定形式。但因为选举权在于地方官员，出现了徇私舞弊的情况，所以选举过后的人才还需经过一番考试才能被录用。自汉武帝以后，中央设置太学，只有进入太学学习才能“补郎”与“补吏”，这是太学毕业生的待遇。郡太守与县令是由中央直接任命，但地方的其他官员必须由本地人担任，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地方的灵活性。可是，由于汉代读书成本极高，在造纸术普及之前，一本书的撰写需要大量竹简，帛又十分昂贵，所以造成了一书难求的局面，造成了部分家族“世代经学”的情况。又因为汉代只有读书人才能通过举孝廉考试进入太学学习后担任官职，读书世家便可世代进入政治圈子。书中提到，“只要家庭里有一人做到两千石的官，他当一郡太守，便有权察举。他若连做了几郡的太守，他便是足迹满天下，各地方经过他察举的，便是他的门生故吏；将来在政治上得意，至少对他原来的举主要报些私恩。若有人来到他的郡里做太守，必然会察举他的后人。因此察举过人的子孙，便有易于被人察举之可能了。”又因为每个郡察举名额有限，所以这几个名额会永远落在这几个家庭，便造成了将来的“世族门第”。从这里可以看出，察举制虽然一定程度上对于人才选拔提供了一定标准，但选举权在于个人，易造成徇私舞弊的局面。三、赋税制度汉代的赋税制度做到了“轻徭薄赋”这一点，例如三十税一甚至有百一之税，但汉代的赋税制度因土地政策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秦汉推翻了以前的封建社会，曾经的封建时期的井田制也被推翻，而汉代现行的土地政策承认土地私有，同时也承认土地自由流通买卖，而这个政策也造成了土地兼并的发生。汉代的赋税制度是根据你拥有多少土地来进行核算，除了土地税还有人口税、兵役税等，有些农民因各种原因难以承担其税，甘愿卖土地给地主，自己则成为佃农或者奴隶，这样的做法将自己身上的税转移到地主身上，所以汉代农奴、佃农等情况十分常见。同时汉代限制盐铁等工商业的发展，商人永不能做官，打击富豪等举措不(下转第 245 页)

　◆理论新探2018 · 2（上）条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具有引诱五人以上或者引诱、容留、介绍十人以上卖淫的；引诱三人以上的未成年人、孕妇、智障人员、患有严重性病的人卖淫，或者引诱、容留、介绍五人以上该类人员卖淫的情形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359 条第 1 款规定的“情节严重”。从解释的规定可以看出，未成年人是包括幼女在内的，容留、介绍不满 14 周岁的幼女都包含于情节严重的情形中，尽管引诱未成年人三人是情节严重，而引诱幼女一人就可以与之量刑相匹配，这可以用立法技术解决。综上，引诱不满14 周岁的幼女可以作为引诱他人卖淫罪的情节严重情形，作为情节考虑，更有利于司法便利，没有必要单独规定引诱幼女罪的罪状罪名。（四）引诱他人卖淫罪条文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相协调新世纪以来，社会经济发展变化很快，人们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等也在发生改变，一些社会不良现象客观存在，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现象普遍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67 条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而根据《司法解释》第 8 条规定，可以看出只要有“引诱他人卖淫”的行为都要定罪处刑。如果适用司法解释的规定会造成刑事司法的打击面过广，且最直接的结果是直接导致该规定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67 条规定相矛盾，造成刑事司法和行政执法不协调，没有层次，也与当前社会的实际状况脱节。从立法目的看，《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67 条与《刑法》第359 条的规定，对于引诱他人卖淫的行为在刑法和行政法上的不同层面予以规制，符合刑事司法和行政执法的实践需要。《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表明，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行为未必都需要进行刑事法律上的评价，一般的违法行为按照行政法规进行行处罚即可达到惩罚目的。虽然《司法解释》对于引诱和容留、介绍做了人数上的区分，但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区分，直接导致引诱卖淫行为一律入刑的尴尬，与治安管理法的规定初衷不一致，如不定罪处罚，又与罪刑法定的刑法原则相违背，造成机械司法和机械执法都有依据的局面。虽然刑法总则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构成犯罪的规定，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但这造成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没有明显的界限区分，有损于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参考文献：[ 1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1991-09-04．[ 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答．1992-12-11．[ 3 ]罗书臻．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惩处组织、强迫卖淫等犯罪．人民法院报．2017-07-24 （3）．[ 4 ]郑兰先、董乐先．协助组织卖淫罪不宜单独定罪．人民检察．2004 ( 2)．[ 5 ]聂昭伟．组织与协助组织卖淫罪的区分．人民司法．2015（16）．利于工商业的发展。汉代的赋税制度做到了“轻徭薄赋”，却没有做到“平均地权”，同时强调“节制资本”，打击了工商业发展，赋税政策也没有真正惠及到基层农民。四、国防与兵役制度汉代的兵役，大体是承继战国中期以来的秦制，具有与徭役合而难分的特点。汉代的兵制是全民皆兵，人人都需要服兵役，书中提到主要分为三种， “一种是到中央作卫兵，一种是到边郡作戍卒，一种是在原地方服兵役。”卫兵是极其优待的，路费由政府报销，但戍卒不同，一切费用自己承担，虽然像以前封建时期一样只需服役三天，但在交通上所花费的时间过长，原因是封建时期国家很小，秦汉以后国土面积较大，所以其制度较不合理，但汉代有变通的地方便是你可以交钱免除戍边之役。而原地服役是由当地长官举行的每年一个月的训练，被称为“都试”。虽说中国地大物博，汉代更是全民皆兵，但分区训练时间较短，常备军服役时间也较短，各地兵源分散，遇到打仗光调兵就需很长时间⋯⋯这些情况的出现使汉代全民皆兵有名无实，依然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五、结语汉代政治制度对于后世政治制度的建立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与经验，其制度的“得”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几点：1．汉代承秦而发展完善的科层式的官僚制度，与中国帝国时代初期的社会情势基本相适应，有力地促进了当时社会的发展与进步；2．汉察举选拔人才具有对体制外的开放性，而汉的官员任用则具有很强的流动性，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使汉的政治肌体能够不断地补充新鲜血液，保持其活力与稳定；3．汉代察举的标准，多伦理、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这对于引导当时的社会风气，规范时人的行为准则，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即便今天来看，也是具有借鉴价值的；4．汉代的赋税制度做到了“轻徭薄赋”，其赋税制度一定程度上做到了照顾基层百姓，体现了其“民本”思想；5．汉代兵役制度做到了“全民皆兵”，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汉代军队的战斗力。但其“失”的方面也较为明显：1．汉代的政治制度是集权型而非分权型的,尽管设置有监察机构和官员,但其制衡功能十分有限；2．两汉皇权的膨胀，使本属集权型的政治制度更加集权，造成官僚机构的重床叠架，贻害无穷；3．汉代的察举制其选举权看似在皇帝手中，其实在各地地方长官手中，促使了门阀势力的产生并壮大；4．汉代的经济制度限制了手工工商业的发展，遏制了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势头，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日后的经济发展；5．汉代的军事制度表面上做到了全民皆兵，但其效果有限，无法充分提高汉军的战斗力，同时还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参考文献：[ 1 ]陈超．感悟国学大师钱穆的“圆而神”——《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科教文汇(中旬刊)．2010（10）．[ 2 ]刘敏．论汉代的兵和兵役．历史教学．2003 （12）．[ 3 ]赖华明．汉代察举制的内容及其功过．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11）．[ 4 ]冯卓慧．汉代的经济立法和经济制度研究．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1（3）．[ 5 ]黄留珠．汉代的政治制度及其得失．休闲读品(天下)．2014 （4）．[ 6 ]刘晓凤．汉代地方税研究:回顾与展望．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13 （4）．[ 7 ]吴适．汉代税收制度的意义及教训分析．兰台世界．2013（33）．[ 8 ]陈启云．汉代中国经济、社会和国家权力——评许倬云的《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史学集刊．2005 （1）．[ 9 ]张信．清浊立见得失自知——简评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理论导刊．2009（3）．[ 10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上接第 23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