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4民政局长中心组研讨发言：完善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制度体系（全文）,供大家参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组织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参与力量，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要实现社会组织的规范、健康、可持续发展，就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参与功能，持续推进社会组织制度体系建设，以科学化、合理化、规范化设置为基本要求，搭建起系统规范、融洽合理的制度体系，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提供合理保障与制度支撑。
优化社会组织登记制度。现有登记制度为传统意义上四类典型社会组织开启了方便之门，可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各类新兴社会组织层出不穷，却无法顺利参与城市社区治理进程。究其原因，在于当前登记制度无法满足社区治理的实际需要，阻碍了社会组织的功能发挥。基于此，登记制度必须予以改革和优化，形成以发展为导向，而非以管控为导向的登记注册制度。具体而言，一是改革双重管理体制。双重管理的弊端在于重“进”轻“管”，要破除这一弊端就要实现一元管理基础上的“协同治理”。逐级认定的登记制度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应对之策，在组织发展不同阶段均有与之对应的管理机构。这一制度有利于实现对社会组织的分级管理，挖掘社会组织的发展潜力，推进参与城市社区治理进程。二是降低登记注册门槛。简化登记审批程序，适当放宽城乡社区成立基层社团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注册资金、会员数量和员工规模限制。同时，发挥备案制度优势，鼓励立足基层、扎根社区的社会组织成立，为社区治理积蓄多方力量。三是明晰业务主管单位。加强部门间的沟通协调，建立信息联动的绿色通道，通过事前函询、提前介入、信息互推等方式，提前与业务主管部门沟通对接，切实为社会组织申办人提供便利。
理顺政府购买服务制度。政府购买服务制度极大推动了社会组织的发展，不仅为社会组织提供了资源支持，更为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了机会和空间。但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由于购买制度的不稳定性，社会组织的依附性，组织运营的风险性问题，影响了制度效果，可以说，理顺政府购买服务制度迫在眉睫。具体而言，一是制定清晰化的采购目录。将政府采购目录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加大公共财政支持力度，降低政府采购的随意性，提升政府购买服务的稳定性，同时，避免服务项目的交叉重复，以期从品目、类型上厘清政府采购的市场边界。二是确保标准化的采购程序。通过建立政府职能转移委托项目库和项目招投标管理信息系统，规范政府采购行为，提高工作效率、降低采购成本。三是营造法治化的采购环境。政府购买服务制度需要遵循公益化原则，不以盈利为目标，按有关政府采购的法律法规，使每项采购活动都要规范运作，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使操作留痕可追溯、使采购环境优化可持续。
健全社会组织监管制度。公共性和公信力是社会组织的生命线，加强监督是保障和提升公共性和公信力的重要途径。缺乏监督，少数社会组织可能会借公益之名行私利之实。为社会组织发展编织全方位的监督网络，是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具体而言，一是搭建多元网络监管平台。形成以政府监督为核心，行业监督、社会监督、第三方监督为补充的多元网络监督结构。政府监督转变传统监管理念，由入口管理变过程监管，对发展较弱的社会组织及时扶持，对违反规定的社会组织及时惩处；
发挥社会组织行业协会的监督作用，制定行业自律准则，确保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发挥社会监督功能，利用社会大众尤其是媒体的力量对组织事务展开广泛监督；
设置第三方监督机构，筹备专家监督队伍，开展定期巡检巡查。二是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加快信息披露建章立制，增强信息披露的强制性和约束力，使信息披露成为社会组织运作中的规定动作；
合理确定信息披露范围，应该披露的必须披露，应该详细的必须详细，增强信息的对称性；
构筑信息披露平台，及时链接或发布社会组织信息，为社会大众获取信息提供方便。三是完善公信力评价制度。促进公信力评价与社会组织等级评估脱钩，前者考察社会组织遵纪守法情况，后者考察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
前者涉及信任度问题，后者涉及社会组织发展水平的问题。
完善社会组织税收优惠制度。社会组织税收优惠制度日臻完善，可仍旧存在“政策分布零散”“政策享受一刀切”“政策可及性差”等问题。因此，整合现有资源，增强落地实施力度是社会组织税收制度改革工作重点所在。具体需要，一是整合现有税收优惠政策。提升税收优惠政策法律阶位，确保税收优惠政策法律效力，保障政策落地实施的可操作性，使满足条件的社会组织应享尽享，进而减轻社会组织税收负担。二是实施差异化税收优惠方案。与分级登记注册制度相适应，不同级别不同类型社会组织享受不同税收优惠。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经验，建立税收减免申请机制，把税收优惠申请作为享受税收优惠的前提条件，税务部门根据公益化程度，划分不同等级税收优惠标准，实现差异化激励，激发社会组织以更大热情投身公益事业。三是优化税收优惠资格认定。简化税收优惠政策程序，实现税收优惠“一站式服务”，增强政策可及性，进而达到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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