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余华《活着》的叙事语言余华活着语言风格内容摘要：余华的《活着》中主人公福贵后半生的命运坎坷多艰,面对接踵而至的打击,福贵最终却以一种超脱、悠然的姿势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试析余华《活着》的叙事语言余华活着语言风格6篇,供大家参考。
试析余华《活着》的叙事语言余华活着语言风格篇1
内容摘要：余华的《活着》中主人公福贵后半生的命运坎坷多艰,面对接踵而至的打击,福贵最终却以一种超脱、悠然的姿势抒写着自己的劫后余生.原来,漫长的人生道路中,他已经找到了一种自我救赎的道路——温柔地忍耐.本文试图从人物形象、语言特色及叙事艺术这三个方面来解读余华《活着》的魅力.
关键词：《活着》余华人物形象语言特色叙事艺术
一、人物形象——主人公福贵的人生态度及起由
在《活着》中,作者对于主人公福贵的刻画,主要是通过描述他的生平遭遇来侧面反映他内心世界的发展与变化,与其说《活着》是福贵的个人传记,倒不如说是他在生活磨难中逐渐发展形成的精神史.“富贵的精神史是在生命——人性的层面上展开的.”i正如余华本人对福贵这一角色的评价,“世界上对生命最为尊重的人”.事实上,如果没有体会到生老病死的无常,如果没有不能直面生命的残酷与真实,福贵是无法得出如此真切的体验的.从青年时期的家道中落、家破人亡到成家立业之后的妻离子散,从妻子被病魔缠身到儿女因意外而离世,最后再到与孙子相依为命最后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孙子痛苦离开人世.这些接踵而至的痛苦恰似一座座厚重的大山一次又一次压在这位老人满目疮痍的脊梁上,没有气馁,没有绝望,没有堕落,当发现反抗只是一种无谓的挣扎,福贵最终选择了以一种乐观的态度来承受生命之轻.
纵观《活着》全文,我们不得不体会到余华在塑造福贵这个角色时,所暗含的一种黑色幽默意识,即福贵身边的亲人朋友相继离世,甚至连自己的儿女、孙子也先自己而去,而自己最后依然还是“活着”,这是何等的无奈和讽刺.此时,“活着”已经不仅仅是主人公的现实状态,它更体现了一种源自于对生命的尊重,是人生而为人的基本责任.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人们不得不改观自己对于生命与磨难的认识,不得不重新审视对于苦难的态度,不得不在沉重面前不断忍耐,不断追求精神的强大和坚强.《活着》因为福贵这种温柔地忍难而变得沉郁、坚定,变得温情脉脉.
然而,对生命包容态度的形成,这里不得不提及对福贵影响至深的两个人——福贵的母亲和妻子家珍.当福贵败光祖产祖业,失魂落魄地回家后,父亲气恨交加,声嘶力竭地喊道：“孽子,我要剐了你,阉了你,剁烂你这个乌龟王八蛋”ii.此时此刻,福贵像是行尸走肉一般,连自己都无法看到自己的希望,只是单纯地想要去逃避父亲的惩罚,这只是一种本能的心理,然而他的妻子和母亲却真正地鼓舞了他,告诉了怎样好好地活.妻子家珍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却依然不离不弃,而母亲则告诫他,即使再穷,只要活得问心无愧,活得高高兴兴,就已经十分满足.正是由于这两个深明大义的女人在背后的默默支撑,才使得福贵能够重拾好好生活的信心.在福贵的一生中,妻子家珍是一个闪光般的人物,她象征着中国传统女性当中最为美好、纯洁的品质.少年福贵在败光家财之后,她不离不弃；与福贵生儿育女之后,她遭遇了连番打击依然没有倒下；即使是在最后弥留之际,她对在福贵表示出了感激与细腻之情.可以说,福贵之所以能够一直“活着”,与他所遇上的这个“贵人”有着莫大的联系.
正是有母亲和妻子这两个伟大的女人,才能够让福贵真正地领悟生命的真谛,让他了解到生活的本质,在感悟生命意义的同时不断寻找自己的生存价值.
二、语言特色——朴素、口语化的语言及简洁的句子结构
余华《活着》这部小说的语言有简练、质朴的特性.主要表现在民间化的常用语汇、简洁的句子结构这两个方面.这些表象是余华写作观念的转变即消隐作者声音,让作品中的人物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是一部几乎全部用民间常用词汇写作而成的小说,消解了所有迂回的表达方式,力图模仿一个农民“福贵”的真实的语气和知识结构.小说中有许多的比喻,这些比喻都是日常生活化的,符合人物所见所闻的,这也让小说在逻辑上达成了一致.如“几十年来我爹一直这样拉屎等那两条腿就和鸟爪一样有劲”（第7页）；“这个嫖和赌,就像是胳膊和肩膀连在一起,怎么都分不开”（第9页）；在福贵的讲述中,他将父亲的腿比喻为鸟爪,这与他年青时候纨绔子弟喜好玩鸟的生活经历是息息相关的,而将嫖和赌的关系比喻为胳膊和肩膀,这也有赖于福贵自身的体验,正是由于自己深谙此道,才能得到如此精准的判断.在修辞上“余华为了让人物发出自己的声音,放弃了以往擅长的川端康成式的雕琢”iii.余华放弃了自己的知识水平,模拟福贵应有的词汇量,从中选择合适的比喻进行修饰.
其次是句子结构的简化,从长句到短句的变化是让人物自己发声的第二种需要,因为短句更符合人物日常的语言.例如《活着》中福贵自己的讲述：“我是跟在往南打去的解放军屁股后面回到家里的,算算时间,我离家都快两年了.走的时候是深秋,回来是初秋.我满身泥土走上了家乡的路,后来我看到了自己的村庄,一点都没变,我一眼就看到了等”（第66页）
在《活着》中,余华改变了前期对每一个句式的雕琢,语义的完整性己经不再在一个句子中完成,而是分摊给段落甚至篇章.《活着》的句子意思简单明确,余华放弃了表现性的语言,而力图通过人物的语言来再现人物.从这个角度,有评论曾指出,余华放弃了以往的先锋性,回归到了现实主义.
三、叙事艺术——叙事的双重性及叙事的节奏感
从叙述学的角度上来看,《活着》当中的叙事艺术也颇值得回味.就全文而言,在整体上作者将整个叙述活动分为了两个层面,即叙述人层面与所叙述故事主人公层面.在第一个层面中,叙述者“我”是游离于整个福贵一生故事的旁观者,通过赋予“我”一种歌谣采风人的形象,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一一记录下来；而第二个层面中,叙述者“我”就是借由采风人之口所讲述故事的主人公——福贵.通过这样一种两层叙述的视角,在对文本进行叙述的时候,福贵这一叙述者自然而然就同时具备了故事主人公与故事叙述者的双重身份,这种双重身份所造成的叙述效果就很容易让读者产生一定的代入感,甚至对故事中福贵所遭遇到的磨难感同身受.值得一提的是,在《活着》这一文本中,余华并非选择第一人称视角,也未选择第三人称视角,这是由于在讲述福贵一生时,这两种叙述视角都无法单纯地将文本背后所蕴含的生命哲理与历史厚重感给很好地呈现出来.余华很巧妙地将两种叙述人称视角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这种双重聚焦模式,增强了小说的真实和可信性.正是由于这种独特视角模式的运用,读者在进行文本阅读时,仿佛能够与福贵进行直面对话,真正聆听他的心灵独白.这种叙述方法事实上有效地拉近了读者与叙述者之间的距离,让我们能够与人物产生情感共鸣的基础上,不断地强化了文本的情感渲染力度,从而让读者深切地体会到了“活着”这一基本主题.
试析余华《活着》的叙事语言余华活着语言风格篇2
以先锋小说著称于当代文坛的青年作家余华进入90年代以后使用充满亲切温情的叙述语言写出了享誉文坛的中篇小说《活着》。并于1998年获得了颇具影响的文学奖，向来以激愤诉求内心真实的余华，在《活着》中却以包容和平静建立起新的平衡，它使过去离开了人物的叙述和想象，重新回到了人物的真实。《活着》用简单的叙事话语以完全敞开的姿态，抵达了它现在要表现的真实。《活着》用逼近生活的凡世俗事，以平实的民间姿态呈现一种淡泊而又坚毅的力量，提供历史的另一种叙述方法。而死亡仍是其中的一大主题。这相对余华之前的小说叙事转型显而易见，它的叙事面貌也焕然一新。
一、内心的真实和作品人物真实之间完成了融合统一
《活着》交互使用了一主一副两个第一人称的叙述层面：由福贵讲述自己的故事，构成了作品的主叙述层面，由“我”到乡间采集民间歌谣遇见福贵，并听福贵讲故事，构成了作品的副叙述层面，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叙述层面都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在这两个叙述层面上，作者和叙述者的合一，使得读者如同听当事人在侃侃而谈，作者流露出来的生命关怀也显得更加真实感人。
从主体叙述层面来看，作者与福贵归于统一，福贵从他早年浪荡生活开始，讲述了他生命中的苦难与幸福。小说开头，福贵以二流子形象在外浪荡，他败光了家财导致父亲被气死、妻子被岳父接回、被抓壮丁及母亲病逝、凤霞聋哑，凤霞送人及有庆之死，凤霞婚嫁及凤霞、家珍、二喜、苦根之死的系列事件，叙事在较为舒缓的状态下间歇，我们从叙事本身可以看到叙述者的态度，他对回忆的平和姿态。小说为了表述福贵的这种百感焦急的生命旅程，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方式，使得作者和福贵如同站在同一立场上，共同体验福贵生命中的酸甜苦辣。在作品中，福贵的一些叙述话语所带出来的温情是作者关怀生命的流露，当福贵看到有庆在下雪天仍然光着脚跑去上学时，他说：“让我这个做爹的看得好心疼。”当福贵讲到有庆跑着到医院为县长的女人献血时，他说：“我的有庆就脱下鞋子……”福贵的讲述中都有个“我”字便使得作者和福贵之间的距离大大地缩短及至消除，福贵的温情和作者对生命的关怀完全融合，不仅增强了福贵温情的力度，也加大作者对生命的关怀之情。
小说里还运用了大量的对白，叙述者通过对话的不同声音展示各个人物的内心。正是福贵与父母、妻子、儿女、以及春生、村长等各种不同人物之间的对话，为他的展示设置了多条线索，从各个角度丰富了他的生命品质。他在无法预知的一生中与这些人和这些事奇妙地相遇又分离，才使他的“活着”获得了对包容和承受的全新的领悟，另外对白成为这部小说中心理分析无法替代的表现特定人物的方式。因为“当人物面临突如其来的幸福和意想不到的困境时，对人物的任何的心理都会局限人物真实的内心……内心在丰富的时候是无法表达的。”而对话却不会为丰富的人物想象设置边界。
二、小说时空感的设置和间断变化的效果
在小说《活着》里运用了一个叙述主体“我”，整个故事是通过小说的主人公福贵向“我”讲述自己遭遇的形式来完成的。在小说中，“我”虽然只出现过五次，但作用却不可低估。小说《活着》有着丰富的内蕴和动人心魄的力量，它需要阅读者细细体味。而这“细细体味”所需要的恰恰是时间跨度和空间距离。福贵所有的亲人：爹、娘、家珍、凤霞、二喜、有庆、苦根都先后离开福贵，只剩下福贵一个人在世间苦苦支撑，对这种沧桑和哀痛的咀嚼需要的是时间和空间。小说中的“我”正是给读者们提供了这样的语境，让读者在福贵的叙述与“我”的转述所形成的时间、空间交织中，尽情地感受、体味生与死、乐与苦、希望与绝望，尽情放纵自己的情感和想象。
副叙述者（采风者）的叙述具有间断的功能。在《活着》的第一次叙述中断时采风者的叙述体现了其与主叙述者对话之后的面对现实的态度的转变：“和福贵的相遇，使我对以后收集民谣的日子充满快乐的期待，我以为那块肥硕茂盛的土地上福贵这样的人比比皆是。”可是我再也没有找到一个像福贵这样令我难忘的人，对自己的经历如此清楚，又能如此精彩的讲述自己。在《活着》叙述的第二部分中，福贵经历了死亡折磨回到家中不久有庆因为县长夫人输血死亡，福贵不愿意将这一噩耗告诉家珍，但自己又无法控制悲痛夜夜去村西有庆坟上与死去的儿子说话，家珍终于知晓以后哭着说：“有庆不会在这条路上跑回来了。”这时候主叙述者看到：“……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我听不到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撒满了盐”。余华认为撒盐符合福贵当时的心态，盐这个意象可以唤起读者感同身受的情感体验。主叙述者以冷静的叙述将此前叙述积聚的叙述推向高潮，对读者的情感造成极大的冲击。这时候副叙述者开始叙述，在他的叙述虚拟时空中读者无法体验到主叙述者叙述叙述形成的悲剧力量。双层叙述空间造成极大的叙述差异，读者被置于双层叙述空间的转换中，副叙述者的叙述插入了较为轻松的事件。
三、叙述语言的明确性和包容性
余华小说要求语言必须准确。比如福贵这个人，他是一个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农民，而且他的一生都是以农民的身份来完成的。让这样一个人来讲述自己，必须用最朴素的语言来写。在《活着》里面，叙述语言开始变得明确而朴素。
这都是明白如语的语言，非常通俗易懂，而且很符合人物的身份。整个作品虽然有着一种不可抗拒的悲凉意味，但在叙述语言上却是饱含深情的。整个作品被那浓得化不开的亲情所笼罩。这种语言使先锋话语中处于遥远状态的真实，突然之间爱在眼前，语言被精心锤炼出的实在和厚重，使叙述发挥了最大能量。《活着》的叙述语言，失去了余华过去的冷漠、尖锐和敏感，他的语言里不再充满无法调和的冲突，而是用理解和包容实现了另一种叙述的自由。更加显示出了作者高超的语言功力。
四、叙述节奏随着主题的深入和情节转换而变化
主人公福贵一生的遭遇可以被描述为祸福相依，一起一伏。同时，对苦难叙述的概略和对幸福叙述的减缓改变了由小说情节造成的明暗对比，增加了温暖的分量，《活着》中福祸相伏相依的节奏形成一种叙述模式，这种模式甚至可以在中国“塞翁失马”的古老寓言里获取原型，经典寓言的意义在于日常经验叙事向哲理传达的转换之间，读者会突然失去象的理解而进入更深的自我表现。余华当然不是想以《活着》的故事喻示某种简单哲理，而是借寓言的力量转化为现实的力量，从中找到自我表达的途径。
《活着》以独特的叙事表达作者的生命关怀，用高超而又充满温情的叙述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美的世界之中，写出了具体的苦难，写了现实境遇中的人如何在苦难中活着。在这里，它把一切都赋予不可言说的生命之中，它让所有的情感都化为平静，让生命之水静静流淌。它包含了善与恶，美与丑，喜与悲，幸福与痛苦，伟大与渺小，以死写生，以痛苦写关怀，也在于它关怀生命的生存，更在于它找到了生命的真谛――包容生命出现的一切苦难，平平淡淡的活着。
试析余华《活着》的叙事语言余华活着语言风格篇3
【摘要】叙事语言是叙事者借以完成叙述行为的工具，也是读者与叙事者之间的媒介。作家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要借助语言这一媒介体现的，因而叙事语言也成为了解作家的直接路径。余华的《活着》在叙事语言上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笔者试以小说的叙事语言为切入点，分别以地域性乡土语言、充满温情的语言及冷静的死亡叙述三方面浅析其语言的独特风格。
【关键词】余华；《活着》；叙事语言
【中图分类号】C95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0）10―0125―1.5
《活着》是余华作品由暴力转向温情的代表作之一。在叙事手法、叙事语言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平缓的叙事语调、直白简单的叙事方式、重复而有节奏的叙述技巧向人们讲述了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
一、地域性乡土语言
对作家而言，他的作品之所以能形成别具一格的风格固然与作家独有的个人感悟、思维方式、表达技巧等内在的因素有关，同时与他所生活的时代、文化、地域等外在因素也相关。被比利时《南方挑战》杂志评价为写出了“以地区性个人经验反映人类普遍生存意义”的余华，其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始终是饱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色彩，有着吴越文化的精神，有着乡土文化的特质。《活着》所蕴含的地域性乡土语言使文本散发出独特的魅力，它将江南农村生活、乡土人情等都浓缩到文本中，清晰地再现了浙江一带的乡村风貌；且小说以老人讲故事的口述形式展开，语言高度口语化的同时质朴简洁，富有日常生活气息和浓烈的乡土韵味。
小说中的人物，从福贵的父亲到小孙子苦根都具有个性化的语言。作家巧妙地结合不同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特征、同一人物的不同年龄不同地位、不同的社会大环境、等等，给每一人物特定的言语措辞。透过语言的表层我们读到的是实实在在的、活生生的农民。作为故事的讲述者福贵，作家给予他最简洁最朴素也是最粗俗的措辞。余华说“福贵这个人物，他是一个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农民，而且他的一生都是以农民的身份来完成的，让这样一个人来讲述自己，必须用最朴素的语言去写，必须时刻将叙述限制起来，所有的词语和句式都为他而生，因此我连成语都很少使用，只有那些连孩子们都愿意使用的成语，我才敢小心翼翼地去使用。”①正如洪治纲所言，“在《活着》中，余华摒除了一切知识分子的叙事语调，摒除了一切过度抽象的隐喻性话语，也摒除了一切鲜明的价值判断式表达，而将话语基调严格地建立在福贵的农民式生存背景上。因此，它的话语在福贵的自我复述中呈现出一种最朴素、最简洁的审美特征，也使整个叙事呈现出高度的完整性和简洁性。”②余华自己也表明作家在创作时人物身份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当你写一个农民，外形再像农民，要是他一开口说话，就像苏州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说的话，那肯定是不对了。”③在“王四抢地瓜”事件中，福贵对王四说：“这地瓜真是你的，你就拿走。要不是你的，你吃了也会肚子疼。”④偷、抢了乡亲邻里的东西吃了就会肚子疼，这是在农民里才保有的善恶因果报应的观念。无奈之下福贵又说“你要是不怕雷公打你，就拿去吧。”在饥饿的压迫下，面对失去了正义公理、丧失了伦理道德的生活困境，农民自然也只能求助于“雷公”还世人公道。不仅福贵如此，只出现两次的老雇工长根的语言，也贴切生动，符合人物的性格和身份。如福贵把家产输光后对他喊：“别叫我少爷，叫我畜生。”他却摇摇头说：“要饭的皇帝也是皇帝，你没钱了也还是少爷。”⑤
地道乡土语言的使用，不仅把农村的辛酸生活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也把农民世态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在福贵的缓缓讲述中，我们看到了农民的宽容与善良，也同样目睹了他们的麻木与狡猾。作家赋予人物的语言措辞又把我们拉去“真实现场”体会和感受他们的生活世态与细细温情。
二、充满温情的语言
《活着》运用一个民间采风者的特定身份和福贵讲述故事的结构来进行,由采风者一边听福贵回忆过去一边推进叙事进程，就在福贵漫长的记忆长河中，余华始终以一种非常温暖的方式展示了福贵一家人之间浓浓的亲情，用充满温情的语言让读者为他们感动流泪。“任何一种回忆都带有温暖的成分。即使是面对无数劫难的过去，回忆同样也会因为叙述者的重生而获得其特有温情。”⑥文本从字里行间流淌出来的浓浓温情主要体现在细节的描写和福贵一家人之间的脉脉亲情上。福贵一家人之间的互相关爱通过人物的语言这一媒介得到很好的体现,如福贵与家珍的夫妻之情,凤霞和有庆的姐弟之情以及福贵与二喜、苦根之间的亲情都是通过语言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的。可以说，《活着》温情的流动主要源自语言的力量，透过人物的语言把那一脉脉温情充溢于小说中，告别了以往晦涩繁复的语言障碍，也疏离了往常的血腥，使小说透露出“温情”这一主题。比如“有庆喂羊”、“凤霞出嫁”、“福贵背妻”、“二喜携儿”，类似于这样的一幅幅生动的、饱含人情的画面就在作家似不动声色却是对语言的驾驭和对准确性的艺术追求中流淌出来。
有庆每天从学校回家都跑去喂羊，母亲为他缝的鞋实在经不住这样来回的路程，不到一个月就破了窟窿，根本已穿不了，福贵心疼生病的妻子还要带病给儿子补鞋，便揪起有庆的耳朵问道：“你这是穿的,还是啃的?”这一句出自于农民之口的问话，不但使我们感受到生活的辛酸，更为有庆与他的羊之间的那种感情所感动，温情的力量顷刻从语言中浸透而出。相濡以沫的感情更充满温情的温暖之光，“家珍说到下辈子还要做我的女人，我的眼泪就掉了出来，掉到了她脸上，她眼睛眨了两下微微笑了……”，这种微妙的细节在无声中把真情流露得无以复加；“到了夏天，屋里蚊子多，又没有蚊帐，天一黑，二喜便躺到床上去喂蚊子，让凤霞在外面乘凉，等把屋里的蚊子喂饱不再咬人了，让凤霞进去睡。”二喜宁可自己去喂饱蚊子,也不让凤霞被叮咬，把二喜疼爱凤霞的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生活虽然很苦，但人和人之间却能互相关心，真诚相待，每个人都能尽量为别人着想，并努力承担自己的责任，这些构成了文本感人的情感魅力。
三、冷静的死亡叙述
福贵与亲人间的暖暖温情感人至深，但他们最终却一个接着一个离他而去，而且死得令人出乎意料，使人悲痛泪下。而他叙述到亲人的死亡时，语言是平缓安静而几近冷静的。《活着》在脉脉温情的流露中讲述的依然是关于死亡的故事，更确切地说，是一系列死亡事件推动着故事向前延续。如果说重复是小说叙事的重要手段之一的话，那么对《活着》来说，死亡事件的一次次重复正是其重要的叙事技巧。
福贵对苦难的坚忍的承受是在众多无奈的苦难中被迫的承受，他无处可逃。与其说他是看透了生死，悟到了活着的真谛就是为了活着本身，还不如说是亲人的连续离去让他麻木了，也许是麻木才能让他冷静，因此面对死亡，他是这样叙述的：“中午上学时他还活生生的，到了晚上他就硬了。”⑦“凤霞生下了孩子后大出血，天黑前断了气。我的一双儿女都是生孩子死的，有庆死是别人生孩子，凤霞死在自己生孩子。”⑧“她捏住我的手后来一松，就瘫在了我的胳膊上。”⑨“二喜是被两排水泥板夹死的。”⑩“除了脚和脑袋，身上全给挤扁了，连一根完整的骨头都找不到，血肉跟糨糊似的贴在水泥板上。”,“苦根是吃豆子撑死的。”-这一系列死亡的叙述平静而毫无波澜。
作家创作最终所要表达的旨归是人、人性、人的命运以及存在的意义和虚无，只不过是要找到恰当的叙事载体来加以体现。在这里，余华通过语言的冷静叙述最大限度地释放所有人性的深渊，他将自己的文学话语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触及到人性的本真，因此他的叙述既是冷漠的，也是坚强的。余华试图表达，作为社会底层的民众，他们经历了重重苦难之后也在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他们活下去的支持就是对苦难的忍受。正如他在《活着》韩文版自序中说：“‘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平庸”，他借助福贵的冷静去表达他对死亡、对生存的独到感悟，并对人生进行了冷峻的剖析与拷问。他的独特正如郜元宝所说“余华对苦难的情感反应总显得和常人不太一样,该关心的地方他漠不关心,该愤慨的地方他无动于衷。好像他压根儿就不准备对笔下的生命表示点属于人世间的态度,他的任务,像是站在非人间的立场,将人间的苦难客观冷静地叙述一通。”.。正是如此，余华才是独一无二的。
【注释】
①⑥吴义勤主编，王金胜、胡健玲编选《余华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②洪志纲：《余华评传》，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页。
③余华：《说话》，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
④⑤⑦⑧⑨⑩,-余华：《活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28、127、171、175、180、181、190页。
.郜元宝：《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载于《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
【收稿日期】2010年8月27日
【作者简介】符玉梅（1986―）：女，海南人，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0级硕士研究生。
试析余华《活着》的叙事语言余华活着语言风格篇4
内容摘要：余华的《活着》中主人公福贵后半生的命运坎坷多艰,面对接踵而至的打击,福贵最终却以一种超脱、悠然的姿势抒写着自己的劫后余生.原来,漫长的人生道路中,他已经找到了一种自我救赎的道路——温柔地忍耐.本文试图从人物形象、语言特色及叙事艺术这三个方面来解读余华《活着》的魅力.
关键词：《活着》余华人物形象语言特色叙事艺术
一、人物形象——主人公福贵的人生态度及起由
在《活着》中,作者对于主人公福贵的刻画,主要是通过描述他的生平遭遇来侧面反映他内心世界的发展与变化,与其说《活着》是福贵的个人传记,倒不如说是他在生活磨难中逐渐发展形成的精神史.“富贵的精神史是在生命——人性的层面上展开的.”i正如余华本人对福贵这一角色的评价,“世界上对生命最为尊重的人”.事实上,如果没有体会到生老病死的无常,如果没有不能直面生命的残酷与真实,福贵是无法得出如此真切的体验的.从青年时期的家道中落、家破人亡到成家立业之后的妻离子散,从妻子被病魔缠身到儿女因意外而离世,最后再到与孙子相依为命最后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孙子痛苦离开人世.这些接踵而至的痛苦恰似一座座厚重的大山一次又一次压在这位老人满目疮痍的脊梁上,没有气馁,没有绝望,没有堕落,当发现反抗只是一种无谓的挣扎,福贵最终选择了以一种乐观的态度来承受生命之轻.
纵观《活着》全文,我们不得不体会到余华在塑造福贵这个角色时,所暗含的一种黑色幽默意识,即福贵身边的亲人朋友相继离世,甚至连自己的儿女、孙子也先自己而去,而自己最后依然还是“活着”,这是何等的无奈和讽刺.此时,“活着”已经不仅仅是主人公的现实状态,它更体现了一种源自于对生命的尊重,是人生而为人的基本责任.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人们不得不改观自己对于生命与磨难的认识,不得不重新审视对于苦难的态度,不得不在沉重面前不断忍耐,不断追求精神的强大和坚强.《活着》因为福贵这种温柔地忍难而变得沉郁、坚定,变得温情脉脉.
然而,对生命包容态度的形成,这里不得不提及对福贵影响至深的两个人——福贵的母亲和妻子家珍.当福贵败光祖产祖业,失魂落魄地回家后,父亲气恨交加,声嘶力竭地喊道：“孽子,我要剐了你,阉了你,剁烂你这个乌龟王八蛋”ii.此时此刻,福贵像是行尸走肉一般,连自己都无法看到自己的希望,只是单纯地想要去逃避父亲的惩罚,这只是一种本能的心理,然而他的妻子和母亲却真正地鼓舞了他,告诉了怎样好好地活.妻子家珍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却依然不离不弃,而母亲则告诫他,即使再穷,只要活得问心无愧,活得高高兴兴,就已经十分满足.正是由于这两个深明大义的女人在背后的默默支撑,才使得福贵能够重拾好好生活的信心.在福贵的一生中,妻子家珍是一个闪光般的人物,她象征着中国传统女性当中最为美好、纯洁的品质.少年福贵在败光家财之后,她不离不弃；与福贵生儿育女之后,她遭遇了连番打击依然没有倒下；即使是在最后弥留之际,她对在福贵表示出了感激与细腻之情.可以说,福贵之所以能够一直“活着”,与他所遇上的这个“贵人”有着莫大的联系.
正是有母亲和妻子这两个伟大的女人,才能够让福贵真正地领悟生命的真谛,让他了解到生活的本质,在感悟生命意义的同时不断寻找自己的生存价值.
二、语言特色——朴素、口语化的语言及简洁的句子结构
余华《活着》这部小说的语言有简练、质朴的特性.主要表现在民间化的常用语汇、简洁的句子结构这两个方面.这些表象是余华写作观念的转变即消隐作者声音,让作品中的人物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是一部几乎全部用民间常用词汇写作而成的小说,消解了所有迂回的表达方式,力图模仿一个农民“福贵”的真实的语气和知识结构.小说中有许多的比喻,这些比喻都是日常生活化的,符合人物所见所闻的,这也让小说在逻辑上达成了一致.如“几十年来我爹一直这样拉屎等那两条腿就和鸟爪一样有劲”（第7页）；“这个嫖和赌,就像是胳膊和肩膀连在一起,怎么都分不开”（第9页）；在福贵的讲述中,他将父亲的腿比喻为鸟爪,这与他年青时候纨绔子弟喜好玩鸟的生活经历是息息相关的,而将嫖和赌的关系比喻为胳膊和肩膀,这也有赖于福贵自身的体验,正是由于自己深谙此道,才能得到如此精准的判断.在修辞上“余华为了让人物发出自己的声音,放弃了以往擅长的川端康成式的雕琢”iii.余华放弃了自己的知识水平,模拟福贵应有的词汇量,从中选择合适的比喻进行修饰.
其次是句子结构的简化,从长句到短句的变化是让人物自己发声的第二种需要,因为短句更符合人物日常的语言.例如《活着》中福贵自己的讲述：“我是跟在往南打去的解放军屁股后面回到家里的,算算时间,我离家都快两年了.走的时候是深秋,回来是初秋.我满身泥土走上了家乡的路,后来我看到了自己的村庄,一点都没变,我一眼就看到了等”（第66页）
在《活着》中,余华改变了前期对每一个句式的雕琢,语义的完整性己经不再在一个句子中完成,而是分摊给段落甚至篇章.《活着》的句子意思简单明确,余华放弃了表现性的语言,而力图通过人物的语言来再现人物.从这个角度,有评论曾指出,余华放弃了以往的先锋性,回归到了现实主义.
三、叙事艺术——叙事的双重性及叙事的节奏感
从叙述学的角度上来看,《活着》当中的叙事艺术也颇值得回味.就全文而言,在整体上作者将整个叙述活动分为了两个层面,即叙述人层面与所叙述故事主人公层面.在第一个层面中,叙述者“我”是游离于整个福贵一生故事的旁观者,通过赋予“我”一种歌谣采风人的形象,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一一记录下来；而第二个层面中,叙述者“我”就是借由采风人之口所讲述故事的主人公——福贵.通过这样一种两层叙述的视角,在对文本进行叙述的时候,福贵这一叙述者自然而然就同时具备了故事主人公与故事叙述者的双重身份,这种双重身份所造成的叙述效果就很容易让读者产生一定的代入感,甚至对故事中福贵所遭遇到的磨难感同身受.值得一提的是,在《活着》这一文本中,余华并非选择第一人称视角,也未选择第三人称视角,这是由于在讲述福贵一生时,这两种叙述视角都无法单纯地将文本背后所蕴含的生命哲理与历史厚重感给很好地呈现出来.余华很巧妙地将两种叙述人称视角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这种双重聚焦模式,增强了小说的真实和可信性.正是由于这种独特视角模式的运用,读者在进行文本阅读时,仿佛能够与福贵进行直面对话,真正聆听他的心灵独白.这种叙述方法事实上有效地拉近了读者与叙述者之间的距离,让我们能够与人物产生情感共鸣的基础上,不断地强化了文本的情感渲染力度,从而让读者深切地体会到了“活着”这一基本主题.
试析余华《活着》的叙事语言余华活着语言风格篇5
【摘要】叙事语言是叙事者借以完成叙述行为的工具，也是读者与叙事者之间的媒介。作家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要借助语言这一媒介体现的，因而叙事语言也成为了解作家的直接路径。余华的《活着》在叙事语言上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笔者试以小说的叙事语言为切入点，分别以地域性乡土语言、充满温情的语言及冷静的死亡叙述三方面浅析其语言的独特风格。
【关键词】余华；《活着》；叙事语言
【中图分类号】C95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0）10―0125―1.5
《活着》是余华作品由暴力转向温情的代表作之一。在叙事手法、叙事语言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平缓的叙事语调、直白简单的叙事方式、重复而有节奏的叙述技巧向人们讲述了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
一、地域性乡土语言
对作家而言，他的作品之所以能形成别具一格的风格固然与作家独有的个人感悟、思维方式、表达技巧等内在的因素有关，同时与他所生活的时代、文化、地域等外在因素也相关。被比利时《南方挑战》杂志评价为写出了“以地区性个人经验反映人类普遍生存意义”的余华，其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始终是饱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色彩，有着吴越文化的精神，有着乡土文化的特质。《活着》所蕴含的地域性乡土语言使文本散发出独特的魅力，它将江南农村生活、乡土人情等都浓缩到文本中，清晰地再现了浙江一带的乡村风貌；且小说以老人讲故事的口述形式展开，语言高度口语化的同时质朴简洁，富有日常生活气息和浓烈的乡土韵味。
小说中的人物，从福贵的父亲到小孙子苦根都具有个性化的语言。作家巧妙地结合不同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特征、同一人物的不同年龄不同地位、不同的社会大环境、等等，给每一人物特定的言语措辞。透过语言的表层我们读到的是实实在在的、活生生的农民。作为故事的讲述者福贵，作家给予他最简洁最朴素也是最粗俗的措辞。余华说“福贵这个人物，他是一个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农民，而且他的一生都是以农民的身份来完成的，让这样一个人来讲述自己，必须用最朴素的语言去写，必须时刻将叙述限制起来，所有的词语和句式都为他而生，因此我连成语都很少使用，只有那些连孩子们都愿意使用的成语，我才敢小心翼翼地去使用。”①正如洪治纲所言，“在《活着》中，余华摒除了一切知识分子的叙事语调，摒除了一切过度抽象的隐喻性话语，也摒除了一切鲜明的价值判断式表达，而将话语基调严格地建立在福贵的农民式生存背景上。因此，它的话语在福贵的自我复述中呈现出一种最朴素、最简洁的审美特征，也使整个叙事呈现出高度的完整性和简洁性。”②余华自己也表明作家在创作时人物身份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当你写一个农民，外形再像农民，要是他一开口说话，就像苏州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说的话，那肯定是不对了。”③在“王四抢地瓜”事件中，福贵对王四说：“这地瓜真是你的，你就拿走。要不是你的，你吃了也会肚子疼。”④偷、抢了乡亲邻里的东西吃了就会肚子疼，这是在农民里才保有的善恶因果报应的观念。无奈之下福贵又说“你要是不怕雷公打你，就拿去吧。”在饥饿的压迫下，面对失去了正义公理、丧失了伦理道德的生活困境，农民自然也只能求助于“雷公”还世人公道。不仅福贵如此，只出现两次的老雇工长根的语言，也贴切生动，符合人物的性格和身份。如福贵把家产输光后对他喊：“别叫我少爷，叫我畜生。”他却摇摇头说：“要饭的皇帝也是皇帝，你没钱了也还是少爷。”⑤
地道乡土语言的使用，不仅把农村的辛酸生活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也把农民世态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在福贵的缓缓讲述中，我们看到了农民的宽容与善良，也同样目睹了他们的麻木与狡猾。作家赋予人物的语言措辞又把我们拉去“真实现场”体会和感受他们的生活世态与细细温情。
二、充满温情的语言
《活着》运用一个民间采风者的特定身份和福贵讲述故事的结构来进行,由采风者一边听福贵回忆过去一边推进叙事进程，就在福贵漫长的记忆长河中，余华始终以一种非常温暖的方式展示了福贵一家人之间浓浓的亲情，用充满温情的语言让读者为他们感动流泪。“任何一种回忆都带有温暖的成分。即使是面对无数劫难的过去，回忆同样也会因为叙述者的重生而获得其特有温情。”⑥文本从字里行间流淌出来的浓浓温情主要体现在细节的描写和福贵一家人之间的脉脉亲情上。福贵一家人之间的互相关爱通过人物的语言这一媒介得到很好的体现,如福贵与家珍的夫妻之情,凤霞和有庆的姐弟之情以及福贵与二喜、苦根之间的亲情都是通过语言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的。可以说，《活着》温情的流动主要源自语言的力量，透过人物的语言把那一脉脉温情充溢于小说中，告别了以往晦涩繁复的语言障碍，也疏离了往常的血腥，使小说透露出“温情”这一主题。比如“有庆喂羊”、“凤霞出嫁”、“福贵背妻”、“二喜携儿”，类似于这样的一幅幅生动的、饱含人情的画面就在作家似不动声色却是对语言的驾驭和对准确性的艺术追求中流淌出来。
有庆每天从学校回家都跑去喂羊，母亲为他缝的鞋实在经不住这样来回的路程，不到一个月就破了窟窿，根本已穿不了，福贵心疼生病的妻子还要带病给儿子补鞋，便揪起有庆的耳朵问道：“你这是穿的,还是啃的?”这一句出自于农民之口的问话，不但使我们感受到生活的辛酸，更为有庆与他的羊之间的那种感情所感动，温情的力量顷刻从语言中浸透而出。相濡以沫的感情更充满温情的温暖之光，“家珍说到下辈子还要做我的女人，我的眼泪就掉了出来，掉到了她脸上，她眼睛眨了两下微微笑了……”，这种微妙的细节在无声中把真情流露得无以复加；“到了夏天，屋里蚊子多，又没有蚊帐，天一黑，二喜便躺到床上去喂蚊子，让凤霞在外面乘凉，等把屋里的蚊子喂饱不再咬人了，让凤霞进去睡。”二喜宁可自己去喂饱蚊子,也不让凤霞被叮咬，把二喜疼爱凤霞的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生活虽然很苦，但人和人之间却能互相关心，真诚相待，每个人都能尽量为别人着想，并努力承担自己的责任，这些构成了文本感人的情感魅力。
三、冷静的死亡叙述
福贵与亲人间的暖暖温情感人至深，但他们最终却一个接着一个离他而去，而且死得令人出乎意料，使人悲痛泪下。而他叙述到亲人的死亡时，语言是平缓安静而几近冷静的。《活着》在脉脉温情的流露中讲述的依然是关于死亡的故事，更确切地说，是一系列死亡事件推动着故事向前延续。如果说重复是小说叙事的重要手段之一的话，那么对《活着》来说，死亡事件的一次次重复正是其重要的叙事技巧。
福贵对苦难的坚忍的承受是在众多无奈的苦难中被迫的承受，他无处可逃。与其说他是看透了生死，悟到了活着的真谛就是为了活着本身，还不如说是亲人的连续离去让他麻木了，也许是麻木才能让他冷静，因此面对死亡，他是这样叙述的：“中午上学时他还活生生的，到了晚上他就硬了。”⑦“凤霞生下了孩子后大出血，天黑前断了气。我的一双儿女都是生孩子死的，有庆死是别人生孩子，凤霞死在自己生孩子。”⑧“她捏住我的手后来一松，就瘫在了我的胳膊上。”⑨“二喜是被两排水泥板夹死的。”⑩“除了脚和脑袋，身上全给挤扁了，连一根完整的骨头都找不到，血肉跟糨糊似的贴在水泥板上。”,“苦根是吃豆子撑死的。”-这一系列死亡的叙述平静而毫无波澜。
作家创作最终所要表达的旨归是人、人性、人的命运以及存在的意义和虚无，只不过是要找到恰当的叙事载体来加以体现。在这里，余华通过语言的冷静叙述最大限度地释放所有人性的深渊，他将自己的文学话语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触及到人性的本真，因此他的叙述既是冷漠的，也是坚强的。余华试图表达，作为社会底层的民众，他们经历了重重苦难之后也在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他们活下去的支持就是对苦难的忍受。正如他在《活着》韩文版自序中说：“‘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平庸”，他借助福贵的冷静去表达他对死亡、对生存的独到感悟，并对人生进行了冷峻的剖析与拷问。他的独特正如郜元宝所说“余华对苦难的情感反应总显得和常人不太一样,该关心的地方他漠不关心,该愤慨的地方他无动于衷。好像他压根儿就不准备对笔下的生命表示点属于人世间的态度,他的任务,像是站在非人间的立场,将人间的苦难客观冷静地叙述一通。”.。正是如此，余华才是独一无二的。
【注释】
①⑥吴义勤主编，王金胜、胡健玲编选《余华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②洪志纲：《余华评传》，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页。
③余华：《说话》，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
④⑤⑦⑧⑨⑩,-余华：《活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28、127、171、175、180、181、190页。
.郜元宝：《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载于《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
【收稿日期】2010年8月27日
【作者简介】符玉梅（1986―）：女，海南人，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0级硕士研究生。
试析余华《活着》的叙事语言余华活着语言风格篇6
摘要：先锋小说作家余华善于运用独特的民间化语言艺术。《活着》是其90年代很具影响力的一部长篇小说，是一部以先锋精神与中国沉重的乡村现实相结合的作品,也是余华运用独特的民间化语言艺术，创作由冷漠血腥转向温情的转型代表作。通过对其作品《活着》里面民间化语言的归类和具体分析，从正反两方面浅析对于《活着》中运用民间化语言艺术的文化价值，辩证地分析其影响效果，对其产生的影响作了全面的评价：一方面肯定其带来的好处，一方面也指出了存在的不足和消极之处。余华的民间化语言艺术的文化价值是功大于过的。
关键词：余华；《活着》；民间化；语言艺术；福贵；独特；不足；全面评价
读过余华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活着》的读者，一般都不会忘记里面精彩的语言描写。它充分地运用了独特的语言艺术，特别是使用独特的民间化语言艺术。这种民间话语是朴素的，像小说中“鸡长大了变成鹅，鹅长大了变成羊，羊长大了变成牛”[1](P29)的说法一样朴素。是的，在小说十多万的文字中，朴素的民间话语在大肆地狂欢。《活着》全书弥漫着民间话语的轻快基调。可以这么说，《活着》的主体语言风格是民间叙事的大白话风格，小说中不用文人的笔法进行环境的描写和人物刻画，而是以农民福贵的回忆，用“树下讲故事”的方式，充分运用民间化语言艺术，达到高超的艺术效果。
具体来说，《活着》的这种民间化语言艺术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独特之处：
一、通过民间化语言，表达了作品中人物之间血浓于水的浓厚亲情。
作品中，主人公福贵一家人之间的互相关爱，通过人物的朴素语言得到很好体现,福贵与家珍的夫妻之情,凤霞和有庆的姐弟之情以及福贵与二喜、苦根之间的亲情都是通过朴素的民间化语言体现出来的。
如福贵在输光家产之后，家珍并没有埋怨他,只是跟他说“只要你以后不赌就好了。”[1](P23)他娘也跟他说“人只要活得高兴，穷也不怕”，[1](P33)当福贵跟他娘商量搬到城里去开铺子时，他娘只说了一句“你爹的坟还在这里”， [1](P39)这些简短的话语里面有夫妻之间的爱也有母子之间的情，这样的语言把人物的感情表达得含蓄而又意味深长。
又如家珍在福贵被抓壮丁回家后对他说：“我也不想什么福分，只求每年都能给你做一双新鞋。”[1](P71)这是最朴实的话语却又是最真切的内心表白，在那个年代,能每年给丈夫做一双新鞋就意味着夫妻两人从今以后再不分开。这是那时人人都希望得到的一种福分。
这样的温情也存在于人与动物之间，《活着》里有庆与他的羊之间的感情也让人为之动容,在看到自己心爱的羊要被卖掉时，有庆可怜巴巴地对他爹说“爹，你别把它卖给宰羊的好吗?”[1](P110)这样的温情是力透纸背、催人泪下的。
这正如评论所说的“作者在叙述中充满了感情，比如主人公福贵在对父亲、母亲、妻子、儿子、女儿及女婿和外孙等亲人的回忆叙述中，用语非常亲切,整个作品虽然有着一种不可抗拒的悲凉意味，但在叙述语言上却是饱含深情的。整个作品被那种浓得化不开的亲情所笼罩。”[2]
二、善用素朴纯粹的民间化语言，使作品充满了乡土气息，贴近人物性格，又符合整部作品的背景。
文中的俚语口语是很具民间特色的,“充满了乡土气息，既贴近人物性格又符合整部作品的背景。这也是《活着》的语言独具特色的地方。”[4]
如福贵在输光家产后，他娘不怪他却怪他爹，“上梁不正下梁歪”[1](P23)一句把这层意思表达得淋漓尽致。
把人死了说成人“熟”了也很符合江南农村的风俗习惯。福贵在教训儿子有庆穿鞋坏得快时说“你这是穿的，还是啃的?” [1](P82)这样独特的问法恐怕也只能出自农民之口了。
家珍在开导年轻时不思进取、浪荡不羁的福贵时，用四样蔬菜做成各不相同的四种菜，可吃到下面都是一块差不多大小的猪肉。她是在开导福贵：“女人看上去各不相同，到下面都是一样的。”[1](P13)如此素朴纯粹的民间化语言非常贴近人物性格。
老年的福贵在听到两个女人谈论村里挣钱最多的那个男人时，这样说道：“做人不能忘记四条，话不要说错，床不要睡错，门槛不要踏错，口袋不要摸错。”[1](P134) 这样的俚语口语既反映出主人公福贵经历了一生的坎坷起伏后得出的做人哲理，也使作品充满了乡土气息，别具特色。
三、运用民间化语言，塑造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突显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
主人公福贵的语言是最具特色的，福贵一生中多种身份的变化,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期他都有自己的语言。
如在当少爷时，他对年过花甲的私塾先生这样说话：“好好听着,爹给你念一段。”[1](P8)对教训自己的爹说道：“爹，你他娘的算了吧。老子看在你把我弄出来的份上让让你，你他娘的就算了吧。”[1](P10)这些语言是大逆不道的、是粗俗的。但却很符合福贵当时少爷的身份，塑造出福贵年轻时不思进取、浪荡不羁的形象。
等到家产输光，自己沦为一无所有的佃户时，他的语言发生了很大变化，对赢光自己家产而成为地主的龙二说话点头哈腰且一口一个“龙老爷”，这样的形态和语言让一个卑微的佃户形象跃然纸上。
正所谓什么人说什么样的话，能用最贴切而且精炼的语言塑造人物性格，确实需要很深的内力。而正是这些富有特色的语言塑造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以及典型形象的典型性格。
四、充满民间化语言的细节描写表达了人物细腻的感情，正是这些俯拾皆是的充满民间化语言的细节抓住了人物的内心和深层意识，发掘起了读者真正的感动。
如在写到家珍从娘家回来时，文本中有一段精彩且感人的细部描写—
“我直起身体，看到我娘站在茅屋门口弯着腰在使劲喊我，穿水红旗袍的家珍抱着有庆站在一旁。凤霞一看到她娘，撒腿跑了过去。我在水田里站着，看着我娘弯腰叫我的模样，她太使劲了，两只手撑在腿上，免得上面的身体掉到地上。凤霞跑得太快，在田埂上摇来晃去，终于扑到了家珍腿上，抱着有庆的家珍蹲下去和凤霞抱在一起。我这时才走上田埂，我娘还在喊，越走近她们，我脑袋里越是晕晕乎乎的。我一直走到家珍面前，对她笑了笑。家珍站起来，眼睛定定地看了我一阵。我当时那副穷模样使家珍一低头轻轻抽泣了。”[1](P46)
又如在叙述把凤霞送人及凤霞偷偷跑回家的情节上，文本中有一段精彩且感人的细节描写。细节的不可或缺性更是显而易见的了。
“凤霞被领走那天，我扛着锄头准备下地时，她马上就提上篮子和镰刀跟上了我……那天我看到她跟着，就推推她，让她回去。她睁圆了眼睛看我，我放下锄头，把她拉回到屋里，从她手里拿过镰刀和篮子，扔到了角落里。她还是睁圆眼睛看着我，她不知道我们把她送给别人了。当家珍给她换上一件水红颜色的衣服时，她不再看我，低着头让家珍给她穿上衣服，那是家珍用过去的旗袍改做的。家珍给她扣纽扣时，她眼泪一颗一颗滴在自己腿上。凤霞知道自己要走了。”[1](P74)
福贵的娘用朴素的人生观“只要活着，穷点也不怕”做着家庭的精神支柱。相比福贵年轻时的花天酒地，这种辛苦但充满感动的生活，才算真正地活着。
福贵讲到妻子家珍时，说“家珍是个好女人，我这辈子能娶上这么一个贤惠的女人，是我前世做狗吠叫了一辈子换来的。”“[1](P12)现在想起来叫我心疼啊，我年轻时真是个乌龟王八蛋。这么好的女人，我对她又打又踢。”[1](P35)讲到儿子有庆时,福贵说“我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儿子。”[1](P56)谈到自己现在孤单一人的生活时，他说“我是有时候想想伤心，有时候想想又很踏实，家里人全是我送的葬,全是我亲手埋的，到了有一天我腿一伸，也不用担心谁了。”[1](P190)“这辈子想起来也是很快就过来了，过得平平常常，我爹指望我光耀祖宗，他算是看错人了，我啊，就是这样的命。年轻时靠着祖上留下的钱风光了一阵子,往后就越过越落魄了，这样反倒好，看看我身边的人，龙二和春生，他们也只是风光了一阵子，到头来命都丢了。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像我这样，说起来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我还活着。”[1](P191)这些都是福贵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发出的肺腑之言，他是带着感恩和忏悔的心态去述说的，所以，福贵一家人的命运呈现给读者是温暖的，是充满感情的。在叙述中，福贵在该责备的时候责备了，在该遗憾的时候遗憾了，在该宽慰的时候也宽慰了。通过这些自我评价的民间化语言，读者也仿佛跟随着福贵又经历了一次人生。
正是凭借充分运用民间化语言艺术来刻画这些关键之处的细节描写，文本中的人物才能丰满，才可在关键处恰倒好处的发挥功用，“使人物的灵魂渐渐成型，有力，人物才能有理由鲜活，生动，获得空前的自由。”[3]
然而，在看到《活着》运用民间化语言艺术而取得的独特效果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它的不足和消极之处。总的来说，它的不足和消极之处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过度夸张地运用不合逻辑的粗鄙语言来展现乡村粗鄙的一面。
看过作品的读者，大概都不会忘记小说中最经典的一段粗鄙语言——毫无疑问，就是作者描写福贵父亲的拉屎环节。“我爹是个很有身份的人，可他拉屎时就像个穷人。他不爱在屋里床边的马桶上拉屎，跟牲畜似的喜欢到野地里去拉屎。……走到粪缸旁，他嫌缸沿脏，就抬脚踩上去蹲在上面……那时候我们全家人都会听到他在村口嗷嗷的叫。”[1](P7)
其实，即使没有在农村生活过，只要我们展开一下联想，在真正的农村，会有人向福贵他爹那些拉屎吗？这种可能性太小了，先不说小说中所描写的的拉屎设备的摆设不合常理，就是那种他拉屎的技术也足以让我们很多人望而生畏了。其真实性和可行性实在值得思考。
余华为了展现乡村粗鄙的一面，所以他在文章中多次运用“屎”、“粪”、“鼻涕”等来描写农村生活，他凭着想象力把这些词语肆意的安放，可结果却构成了这样不太写实的粗鄙图景。细心的读者，特别是有农村生活经验的，对其真实性一般都会有所怀疑的。
二、像一些庸俗文学一样为了商业的需求，用流于猥亵的语言来展开描述。
小说一开篇以“我”的视角看到的乡间就充满着暧昧的类似动物交欢的气氛。如“还有一个晚上我打着手电赶夜路时，在一口池塘旁照到两段赤裸的身体，我照着的时候两段身体纹丝不动，只是有一只手在大腿上轻轻搔痒。”[1](P3)还有在写早期福贵时就更甚了：“里面有个胖胖的妓女很招我喜爱，她走路时两片大屁股就像挂在楼前的两只灯笼，晃来晃去。她躺到床上一动不动时，压在上面的我就像睡在船上，在上面摇啊摇啊。”[1](P11)描写老年福贵时，仍然有流氓色语：“我全身都是越来越硬，只有一个地方越来越软。”[1](P185)
“如果说用这种流于猥亵的语言来展开描述是为了突出艺术的真实，那么从写实的角度上来说，似乎可以宽恕其鄙俗的一面。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样过多的语言不免显得突兀，感觉太鄙俗了把这么多猥琐的东西照亮给读者看，令人有种‘审丑’的恶心感！”[4]如果说这只是为了增添一些暧昧的气氛，又未免过于庸俗了。
三、为了增加一点笑料，过度地应用秽语、非逻辑的粗鄙语言。
小说中有许多秽语散见于小说各章节，如“滑溜溜的像穿上了鼻涕做的衣服”[1](P82)“别人拉屎你擦什么屁股”[1](P65)“风吹过来一片片的臭味，跟死人的味道差不多”，[1](P51)以及一些“操你娘”之类的脏话。我们知道，那些正常干净的语言是符合我们的阅读逻辑的，一般来说，我们会对非正常逻辑、出乎意料的事物哈哈大笑。所以一旦文本中出现一些非逻辑的粗鄙语言，我们总是会忍不住付之一笑的。可是这样为了在作品中增加一点笑料，而过度地应用秽语实在缺乏技巧。
伟大的小说家通过一个人的一些最普通的事物,使所有人的一生都涌现在他的笔下。“余华充分运用了民间化语言艺术，通过对福贵这一个典型形象的塑造,概括出了一种‘福贵精神’”。[5]总之，《活着》运用民间化语言艺术取得了独特效果但也有它的不足和消极之处，然而，小瑕不掩大瑜，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分析这种民间化语言艺术。总的来说，对于《活着》这部作品，其民间化语言艺术的运用是成功的，因为农民的语言，是一种乡土语言，是最简洁最朴实最纯粹最具特色的语言。凭借《活着》民间化语言艺术的充分运用，也许不久后“福贵精神”“福贵语言”也会像“阿Q精神”“阿Q语言”那样成为一种特定的象征。
参考文献：
[1] 余华.活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1（2006.9重印）
[2] 焦会生.活着的诗艺呈现[J].殷都学刊，2000(2)：56
[3] 叶立文.余化.访谈:叙述的力量--余华访谈录[J].-小说评论，2002(4)
[4] 赵深艳,向章婷.论余华小说《活着》的语言艺术[EB].yuhua.zjnu.cn/show.aspx?page=2&&id=844&cid=4/2009-03-13
[5] 汪红旗.“活着”的民间演绎——谈余华《活着》中的民间话语[EB].yuhua.zjnu.cn/show.aspx?id=905&cid=4/2009-03-31
余华《活着》写作特点活着余华赏析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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