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农村信用社调查报告,供大家参考。
一、农村信用社经营已出现转机
2020年以来，在人民银行的指导下，农村信用社以小额信贷为突破口，转变经营观念，调整经营思路，严格内部控制制度，强化风险防范，经过广大员工的共同努力，其经营终于走出了低谷，呈现出良性发展的势头。
通过一户一证、一次核定、随用随贷、余额控制、周转使用的办法，大力推广小额农户信用贷款。到2020年12月底，全市农村信用社共发放农户小额贷款证(卡)16，379户，评定信用村49个，评定信用镇1个，累计发放小额贷款105，169次，累计投放小额信用贷款24，381万元，小额信用贷款余额较年初增加18，239万元。通过一次核定、两年有效、限额授信、余额控制、周转使用的办法，全面推行农户联保贷款。在自愿的基础上，5～10家农户或个体私营户组成联保小组，相互进行贷款担保，大大降低了信用社贷款的风险，推动了信用社贷款的投放。2020年，全市已建立农户联保小组25，000个，累计投放小额农户联保贷款156，960次，共发放贷款10，833万元。
大力开展一联、三送、两促进活动(即每个信贷员联系100家农户，为农民送资金、送技术、送信息，促进农民增收、促进信用社增效)。2020年，全市农村信用社共联系农户113，693户，为农户送资金26，563万元、送信息84，569次，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和热烈拥护。
小额信贷业务的开展，使农村信用社的贷款业务保持了高速增长势头。在国有商业银行退出县域经济的大环境下，农村信用社在对农信贷投入中发挥了主导性作用。据统计，在许昌市2020年对农业的新增贷款中，农村信用社贷款所占的比重高达99%!农村信用社的资金投入，加快了禹州市中药材园区、襄城县无公害蔬菜生产示范区等一园九区的建设步伐，推动了当地产业结构的调整，增加了农民收入。发放小额贷款的工作量比较大，但利差大、风险小。把工作重点转到发放小额贷款上，降低了农村信用社新增贷款的风险，提高了贷款资产质量。据统计，许昌市辖区内农村信用社发放小额贷款的不良资产率只有1%。即便出现信用风险，经过努力，其本息大部分还能最终收回，贷款损失率很低。工作重点的转变还带来了经济效益的提高。1999年，全市96家信用社中(6个联社、91个法人社)，共有71家信用社经营出现亏损，累计亏损9029万元;盈利信用社只有25家，共盈利212万元。但到2020年底，全市100家信用社(6家联社、94家法人社)中已有74家实现了盈利，共盈利1041万元，较1999年增加819万元。而亏损信用社家数已下降到26家，亏损额也下降到2615万元，较1999年减少6414万元。预计2020年，全辖区赢利农村信用社将增加到82家，亏损信用社下降到18家。盈亏轧差后，全辖区农村信用社预计亏损额降将进一步下降到650万，比上年减少约60%。
与此同时，随着监管力度不断加强，农村信用社的内部控制制度、风险防范制度也不断趋于完善，风险意识、经营意识不断加强，原来那种忽视经济核算、忽视利润指标的粗放经营方式和经营理念已初步得到扭转。可以说，目前农村信用社的经营活动已出现了转机。
二、困扰农村信用社发展的深层次矛盾
农村信用社经营出现转机，决不意味着其未来的发展道路就是平坦的。当前，尚有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在困扰着农村信用社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矛盾主要是:
(一)不良贷款比率偏高、历史包袱沉重。据统计，到2020年底，许昌市辖区内农村信用社共有不良贷款190，630万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51.49%。这一比例不仅远远超过国际银行界通行的标准，也大大高于国有商业银行的水平。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主要有:与农业银行脱离代管关系时，农业银行有意识地转嫁风险贷款;城市信用社、农村基金会并入信用社时，也把部分不良资产带入了农村信用社;90年代初上项目热和开发区热时，农村信用社受地方行政干预，为了配合大局而发放贷款;企业恶意逃废、悬空信用社贷款;以及经营不善等。不仅如此，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国家曾规定要对居民储蓄存款实行保值补贴，但贷款利率却没有相应提高。国家出政策、金融机构买单的结果，就是保值补贴成了农村信用社的沉重包袱，据统计，仅保值储蓄一项，农村信用社就多增加利息支出7，198万元。在不良资产和政策性包袱的重压下，农村信用社长期处在严重资不抵债的艰难境地。由于不能获得投资回报，广大农民不愿意向农村信用社投资入股。再加上地方政府受财力所限，难以大量投入，农村信用社的资本金得不到补充，法人治理结构得不到改善、科学的管理体制不能建立起来，真正的经济核算更是难以得到贯彻。信用社的持续发展能力因此而受到严重影响。(二)管理缺乏灵活性，自主经营受到压抑。对农村信用社而言，人民银行目前承担着监管者和托管者的双重角色。做为监管者，人民银行审查农村信用社高管人员的任职资格、督促其建立内控制度和风险控制制度、检查其经营的合规性和会计报表的真实性。作为托管者(行业主管部门)，人民银行又指导农村信用社开展业务(如转向发放小额信用贷款等)。但这两种职能是相互冲突的。为了减轻监管方面的压力，人民银行就具有了抑制农村信用社活力的倾向。目前，农村信用社的编制乃至服务网点的调整，均须人民银行层层审批，费时费力，不利于信用社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及时调整金融服务。就具体业务而言，许多特色农业(如花卉、药材)的生产周期超过1年，但小额信贷通常规定贷款期限不超过1年，难以完全适应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三)县域资金大量外流，经营环境需要进一步改善。国有商业银行的退出，为农村信用社开展经营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但也带来了资金大量流出的问题。由于收缩放款，国有商业银行的县级分支机构只得把大量闲置资金上存，再加上邮政储蓄的吸存，就形成了县域经济资金大量外流的局面。据统计，近5年来，许昌下辖各县(市)资金流出规模平均每年增加41，547万元。特别是1999年以来，资金流出量每年都在增加，2020年和2020年的增量甚至达到7.9亿元和6亿元的高水平。由于资金大量外流，农村信用社的发展不得不严重依赖政策性贷款的支持。据统计，2020年全市农村信用社净投放的农业贷款(56，312万元)中，将近60%(32500万元)为上级下发的政策性贷款。不仅如此，社会上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有诚信观念不强，信用体系不健全、企业变相逃废债务乃至执法不严的问题，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赢了官司却输了钱的现象。
(四)管理水平低，员工素质难以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由于农村信用社的特殊性质，在计划经济时期，很少有正规大学的毕业生分配到农村信用社工作。当有可能通过双向择业引进所需人才的时候，农村信用社则因经济效益差、工资福利水平低而难以招募到业务发展所急需的人才。这样就形成了农村信用社员工素质偏低的局面。据统计，许昌市辖区内6个信用联社、100个法人社24，549名正式员工中，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员工只有22人，具有大专学历的员工仅有402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函授和自学性质，其专业方向与其所从事的工作无直接关系)。相关专业知识的缺乏和经济实力的薄弱，直接制约了农村信用社对现代技术的采用。目前，农村信用社大部分还是手工操作，这不仅导致效率低下，还使先进的管理技术和风险控制方法难以得到应用，从而导致管理上出现盲区和潜在漏洞。
(五)规模小，创新能力差，服务水平落后。虽然信用社共同出资成立了县信用联社，并由信用联社对各信用社行使管理职能，但农村信用社是基本的经营核算单位，更是独立的企业法人。目前，农村信用社的经营范围通常只覆盖一个乡(镇)。过小的辖区、偏低的员工素质决定了各信用社乃至信用联社的创新能力很差，难以适应急剧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因此，在防范金融风险、制定内部管理制度、确定操作规程、引入现代管理技术、乃至加强相互协调和合作等方面，信用社都严重依赖外部力量(如人民银行等)的帮助和推动。目前，在人民银行的指导下，农村信用社防范、控制信用风险的制度已经初步建立，但对于如何防范来自利率波动等方面的风险，农村信用社则没有相应的整体化思路。另外，由于经营网点覆盖范围过小，农村信用社的汇兑业务必须通过层层代理才能实现。一笔汇兑业务，由农村信用社办理，通常需要3天，而国有商业银行当天甚至几分钟之内就能办妥。汇路不通畅、汇票签发难已成为制约其对公服务的突出因素。
三、对策性建议
当前，伴随着金融组织结构和经营战略的大调整，农村信用社正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但只有解决了上述深层次矛盾，农村信用社才能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三农、服务于社员。
(一)明确农村信用社的商业化发展方向，适时推进对农村信用社的股份制改造。目前，我们仍把农村信用社定位为由社员入股组成，实行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但实际情况却是:(1)从资本金构成看，由于农村信用社存在大量不良资产，农民和经济实体并不愿意入股信用社，农村信用社的资本金多来自政府投资和职工入股;(2)从监管角度看，农村信用社所适用的，也是商业银行的监管标准(如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资本充足性分析、流动性分析、收益分析等);(3)从历史经验看，产生巨额不良资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忽视了经济核算的极端重要性;(4)从国际经验看，财务上的可持续性是小额信贷机构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之一。而所谓财务上的可持续性，就是指小额信贷机构的经营收入(包括政府补贴)在弥补经营成本之后还有适当盈余。因此，应当明确农村信用社的商业化发展方向。在对其历史负担进行适当处理之后，通过股份制改造，把农村信用联社改组为商业性的小型金融机构，同时取消各信用社的法人资格，变两级法人为一级法人。
(二)采取措施，解除农村信用社沉重的历史包袱。前面已经提到，农村信用社的历史包袱和不良资产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据统计，在许昌市，仅支持上项目热和开发区热、城市信用社和基金会归并、农行转嫁所产生的不良贷款就达168，431万元，占不良贷款余额的88.36%。对于国有银行因政策、体制原因而形成的历史包袱，国家已采取了剥离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对农村信用社的政策性、体制性不良资产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要求其自行消化，就会人为形成一个对农村信用社极不公平的外部环境。进一步讲，完全靠扩大存贷款利差、用信用社的盈利消化这些历史负担，不仅需要较长时日(甚至还会出现信用社的微薄利润不足以偿付不良资产的巨额利息，最终导致历史欠账越滚越大的现象)，而且其实质是把农村信用社的历史包袱转嫁到农民头上，这和中央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是直接相悖的。
(三)为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1)适当放宽对贷款利率上浮的限制。小额信贷方式灵活多样，手续简便，但其交易成本相对较高，适当提高贷款利率上浮界限 ，可以使小额信贷在弥补经营成本之后，仍能保持一定的盈利，从而增强其自主发展的能力;(2)多渠道拓宽信用社的资金来源。具体措施包括:使支农再贷款规模与资金流出量相挂钩，建立起支农再贷款持续增长的机制;减免农村信用社的储蓄利息税;允许农村信用社适当提高储蓄存款利率;允许条件较好的农村信用社进入资金市场等;(3)优惠的财政税收政策。具体包括:适当减免农村信用社的营业税和所得税，放宽对核销贷款损失的限制等;(4)适当增加农村信用社的经营自主权。在强化管理、严控风险的前提下，适当增加农村信用社在用人、网点设置方面的自主权;增加其在利率、贷款期限的自主权。
(四)成立省(市)级的行业协会，切实加强对农村信用社的业务指导，提升农村信用社的业务水平。新的行业协会将承担人民银行对农村信用社的业务指导职能，具体负责全省(市)范围内农村信用社(或小型金融机构)的人员培训和提高、与省(市)外乃至国外同行的交流、推广新技术和新的管理方法、制定行业经营管理规范、政策调研和业务指导等事项。
(五)进一步净化农村信用环境。要加快社会征信体系建设;加快建立贷款担保机构;加大打击逃废债务行为的力度，在全社会营造守信光荣、欠贷可耻的良好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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